1904年梁启超痛批中国文化 为何16年后又盛赞?
2010年08月26日 09:41 光明日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梁启超 资料图

1904年,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严厉批评中国文化;可到了1920年,他又在《欧游心影录》中高度赞美中国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从离异到回归的两极评断,竟然呈现于同一思想者真诚而富于感染力的言说之间,此一奇异的文化景观,透露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延续力极强

的文化。它从农耕经济、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发育,在长期发展中又屡与外来文化交融互摄,因而具有经验理性发达、高扬德性、崇尚智性的特色。由于其内容复杂、价值多层,因而,人们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和取向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就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

就西方而论,自18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观感历来呈两极状态:一极以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重农学派魁奈(1694—1774)等人为代表,他们对富于经验理性、仁爱精神的东方智慧大加赞赏。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道: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

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伏尔泰推崇中国文明,认真研究儒家思想,并借以作为鞭笞欧洲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巨杖”。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理性主义国家,尤其钦佩中国史学的人文精神。他指出,当欧洲史书充斥神异怪说之际,中国已在理性精神指导下,确切真实地记述历史进程。他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写了一部悲剧《中国孤儿》,赞扬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德行,在法国引起很大反响。与此类似,德国文豪歌德从明清小说中发现中国人高尚的德性,对之赞美不已。魁奈更高度评价中国古典哲思,他的名论是: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18世纪西欧启蒙学者还把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皇帝康熙,视作柏拉图所构想的那种“哲学王”。

与上述崇仰中国文化的一极相同时,西欧还有否定中国文化的另一极,可以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为代表。这些西方哲人透见了东亚文化发展的迟滞性,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之马哥孛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哥孛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轻视中国文化,认为“东亚智慧化身”的孔子不能超越平庸,黑格尔对孔子的评语是:

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自17世纪耶稣会士介绍中国文化以来,欧洲人便有上述两种中国文化观。如果说,17、18世纪的欧洲人崇仰中国文化的较多,那么19、20世纪的欧洲人贬抑中国文化的则较多。时至当代,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但大体仍在上述两极间徘徊。

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看法也颇不一致,其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东方传统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东方传统的褒扬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国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东亚传统的褒与贬、扬与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本文要讨论的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梁启超(1873—1929),在20世纪初叶评价东亚传统的言论的骤变性,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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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天瑜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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