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翻译《原富》所作的一段按语。

潘恩的《常识》以为，君主专制意味着人民的堕落和失势，“他们被当做权利来争夺的世袭，则是对所有人的子孙的欺骗和侮辱。君主享有世袭权是荒谬的”。潘恩举例说，英国威廉一世，生于诺曼底，在11世纪，他侵入大不列颠疆界:“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志自立为国王。”（《常识》15页，商务版译本）这和严复的思想，正有吻合之处，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严复的睿智，在于把握政治伦理的根源盛大之处，疏通古人智慧对今人的融汇启迪，而非对立，他论庄子，“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至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严复集》648页）。这是何等通透的卓识锐眼。国运的兴衰和国民的素质密切相关，他论述开发民智的作用，在于思想上的打通，使后生英俊洞悉中西情形者日多一日，则中国的复苏也就多一份希望。

1905年，孙中山先生和严复相会于伦敦。严复说，中国民智卑陋，所以应从教育上着手，逐渐更新。

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中山先生深切注意到时间，这个可怕的事实。人在世间，高远地观察，人的生命非常短暂。逐渐改良，其意不可谓不佳。但事实是专制者也往往一代胜于一代的暴虐，如此一来，改良没有实行的空间，而生命一代代被毁弃摧折，逝者如斯，情何以堪。

所以，严复思想固然有游移、逡巡，但在根本上，他是同情革命派的。

所以他还是认为，要图存，就非变法不可，尽管民智愚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将可起步，追踪西方。如果因循守旧，到二三十年后再谈立宪，那将白白浪费几十年的光阴（《严复集》155页所引严复佚文）。

严复高出侪辈一筹之处，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人的自由。西方社会生机强盛的真谛在“自由”。他所说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

严复晚年思想确有反复，但归根结底，他早年的留学及其底子，在根本上，宪政与帝制孰优孰劣，毋庸词费。

他连梁启超、袁世凯都瞧不上，更不用说杨度之流了。严复多封致熊纯如信中，谈起梁启超，说梁氏喜发偏宕之言，惊奇可喜之论，他认为梁氏出风头之意味多。他引雨果的话说，当革命风潮起来时，人人爱走直线，意即取巧。他思想的矛盾，主要是仁人君子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所起的感慨。

将严复植入筹安会，乃是杨度幕僚生涯的一次重要作业。故其全力以赴。不管不顾，谎言、诈欺、诱哄，无所不用其极，却因大势所趋，弄得一塌糊涂，拖泥带水，社会各方及其舆论都极不爽。他谈到对袁世凯的看法，南北和议成，袁氏胸中，早有成案，孙中山辞职，袁氏继之，就是靠惯性，其势非帝制自为不可（《严复集》645页）。

对于帝制，他不赞一词，年老体衰，仅虚与委蛇，不料惹一身腥臊。“仆之不满意于洹上，而料其终凶，非一朝之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严复集》637页）。他的话还未说完，杨即表示不愿听，起身拂袖而去。

第二天报纸就列上了他的名字，成为既成之事实。杨度说，袁世凯见到有严复名字，高兴得很。一切是杨度在摆弄，可能有一个跟袁世凯一样高兴，或者比袁还要暗喜的人，就是杨度自己了。

袁世凯称帝，是以汉人接掌近300年的清朝。所以，严复心态复杂。他以为，清朝最初进攻中原、江南，极端暴虐无道，但以后的政治，他认为尚可，较元、明要好些。到了晚清，奸臣欺负寡幼，人民认为他们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