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思想的杰出高拔，在于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他是福建闽侯人，那里溪山寒碧，树石幽森。少时家贫，后以第一名资格考入福州马尾船厂船政学堂，修习数理、化学、光学、地质学……读了五年，成绩为最优等。

中国最早留学的是容闳，那是1847年，读的耶鲁大学，回国后在曾国藩幕中参谋筹策。他建议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李联奏，清廷获准。严复是这一代留学生中的第二批。1877年，他入皇家海军学院，既学机械原理之技术，也对西洋学术大加研磨。郭嵩焘对他称赏不已，以为他已得西洋学术之精髓，当时严复的英语水平也胜于使馆译员。

1879年，严复回国，期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从此在北洋水师学堂服务近二十年，任总教习等，不获重用。

他的《论世变之亟》，道出中西方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自由的认识，朝廷当政并不推求严复变革的办法，主推三民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所面对的官僚体系，生为能语之牛马，死做后人之绊石。

他骂康有为:“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

他不太同意孟德斯鸠的对中国的分类法:德性、恐怖、荣宠。

他直接分为两种，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直截简明地说明政体的性质。

郭嵩焘早年即发现了严复的特质，以严复的头脑，他应为开放的时代和机制效力，那就如虎添翼、大放异彩了，但他厄于专制的流弊晚年被动惹一身骚，弄得灰头土脸。

有人对比同时期日本的伊藤博文，说是严复的选择不及其人，这是短浅之见。因为时代给严复的不是助力，而是大鸟奋翅冲天之际，胫上的铁砣。

1911年12月2日，他记述:往谒袁内阁。得晤。

随后又到汉口见了黎元洪，大抵属礼节性拜访。但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实因在清廷治下几十年，长期投置闲散，而有逆动之心，本已老迈颓唐，又期一振，这种潜意识也是有的。

他认为袁世凯“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与熊纯如书》，全集三，624页）。对袁世凯的暧昧态度，在筹安会列名却拒绝参加活动，拒绝发表拥袁言论。

二次革命后，他说:“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明矣。所以呶呶者，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严几道年谱》）此则和他先前“民心大抵归革军”的判断有矛盾之处。这是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揪心，而与自己先前的判断有所矛盾，但这和王国维的忧心忡忡爱护清廷性质全然迥异。

严复关于自由的论述，真是极精密到位。“自由则物各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侯官严氏评点》)。自由因于自立，而自立又取决于人的自治(制)能力。他译孟德斯鸠名著《法意》(即《论法的精神》) 有谓“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他服膺西方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他说，“西治”，“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严复借友人之话，慨然曰:“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集》第一册，53页）他发挥议论道: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凌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

专制与民权的问题，他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