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张学良并非不清楚。但让人不好理解的是，张学良当年劝阻张作霖时，曾说，连续的内战，会给日俄两强侵占东北造成可乘之机。但当他平息了石友三的叛乱后，却好像忘记了这句话，十三万精锐的东北军主力并未返回东北，而是留在了京津地区。

主帅不在，主力不在，后方空虚，日军的侵略战争就选在了这一时期开始。

判断失误导致应对失误

张学良晚年谈及“九一八”，多次强调:“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张学良将其失误归结为一点:判断失误，没有看清形势，没有看明白日本人的真正用心。“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发动事变前，日本人进行了长期的准备，而要进行战争的准备，就不可能不露一点蛛丝马迹。实际上，在“九一八”之前，田中奏折(核心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东北)就已被偷出公开发表，张学良已经从各方面得到了大量的相关情报。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贪婪举动甚为担心，提请张学良注意。国民政府情报机构几乎每周都向张学良提供关于驻东北日军在大规模进行模拟进攻辽宁和吉林的演习情报(按照日本和东北方面的协议，这类演习应该事前通知东北方面，但是日本并没有告知)，还有日本军舰向旅顺、大连秘密运送士兵和辎重的详细情报。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半天，有两个日本士兵剪断了沈阳北大营的电话线这样重要的行为，都没有引起张学良及其幕僚的重视。按一般常理说，军事指挥官应该从日本人的这些行径中看出其行动倾向，理应做出一些应对措施。但张学良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呢？

原因就在于，张学良根据以往的经验，错误地判断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日军的挑衅，目的是为了通过挑衅引发冲突，进而获得新的特权和赔款。确实，当时在东北，此类挑衅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1929年以后，国民政府宣布要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特权，这种挑衅几乎天天都有。张学良曾回忆说，当时关东军士兵天天在街上找东北军士兵挑衅。看到东北军士兵扛着带刺刀的步枪，日本兵就过去在刺刀上划火柴点烟。而东北军士兵也不含糊，你敢在老子刺刀上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所以，这种挑衅经常演变为数人甚至上百人的斗殴，常常出人命。张学良说:“遇到这种事，我们就尽量低调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到了后来，我就下命令，让士兵一律不要理会日本人的挑衅。”

然而，挑衅事件却在一步一步地升级。7月，发生了日本煽动朝鲜边民与东北边民械斗的万宝山事件。8月，又发生了日本间谍深入中国防区刺探情报的中村事件，中村被处死后，日本人在8月17日发表声明，公然发出战争叫嚣。一连串的挑衅，一连串的动作，应该使人嗅到战争的味道，但是，张学良还是认定日本人只不过就是想挑衅，没有在军事上做针对性的防备。调进关内的大军仍然留在京津地区，留守沈阳的军队也没有进入备战状态，战争爆发的当夜，军事主官应酬的应酬，度假的度假，完全被日本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需要思索的问题是，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失误？有人曾分析说，张学良年轻，政治经验不成熟；还有人说，张学良糊涂，老百姓都看明白的事，他都看不清楚。

对此，张学良并非不清楚，也正因为清楚，心里才有了更多的痛苦。所以，从1931年开始，直至去世，张学良每本日记的开始日期都是9月18日，“九一八”成为他一生不能忘记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