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假道苏联回归新疆29周年之际，在当年抗日官兵回归的原始路线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中国边民外逃事件；又一个29年后，历史就像开了一个玩笑似的，也是在当年义勇军回归的原始路线上，又出现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1933年3月20日，郑润成率部回归塔城的当天，即联名数名军官，致电南京蒋（介石）总司令；北平张（学良）副司令，详陈:“海满健儿传檄铃而兴起，爰举义旗，绝塞誓师，血战胡天，黑水变紫，戈挥鲁日，黄沙埋魂。兵陈淝水愧谢玄之八千，负兴安思田横之五百--终因弹尽粮绝，忍辱偷生，率残众假道回国，蒙新省政府体恤无微不至，凡饷项之接济，衣食之推解，亦罔不尽其善美，生人肉骨，感激涕零，民族精神，于焉表现”的悲壮历程，并切切哀求:“惟前途步骤尚未确定，请命无从，尤恳钧座悯其遭际，电示趋向，俾早完成抗日工作，以保士气而免戚戚。临电涕泣，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1933年3月28日，郑润成又致电上海市吴市长；慈善会朱将军，让其转告护送部分义勇军家属到达上海的任作田；杜新君和沈俊如:“惟望分神将敝旅到达情形，逐一转告所有军官眷属俾明真相，而免挂虑，并恳诸君对此孤臣孽子始终维护，以免流离失所。则有生之日尽戴德之年矣。临电神驰，不尽依依。”1936年7月，已经移师西北并和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的张学良将军，派他的私人代表栗又文上校来到新疆与盛世才联系“抗日”（根据张学良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新疆盛世才的工作由张学良方面来做，苏联援华抗日的工作主要由共产党方面来做），并代表他看望滞留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看望和慰问义勇军期间，栗又文经常含泪倾听官兵们的诉说和坚决要求抗日的愿望，并一再转达张学良将军的问候。在栗又文的努力下，盛世才和张学良开启了每天互通情况的电报往来，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其罕见的（西安事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电报往来突然中断，盛世才曾为此要求诛杀当晚的电台工作人员和省府值班人员）。11月下旬栗又文返回西安，张学良亲自在家里为栗又文接风，并连续几天和栗又文长谈。一个多月后西安事变发生，随后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8年后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据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学良始终随身携带着郑润成等义勇军将领要求重返抗日战场的数封电报，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他常常发呆似的看着这些电报自言自语:“我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东北父老，我这一辈子恐怕是无颜再回东北了。”

1962年3-5月，也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假道苏联回归新疆29周年之际，在当年抗日官兵回归的原始路线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中国边民外逃事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着了魔”似的朝着对方的国土跑去。在这些出逃的人员中，有一些就是义勇军的后代。尽管有关这一事件的评价早已盖棺定论，但是人们还是忘不了那次事件中的一些凄惨镜头:一些抗日义勇军老人抱着执意外逃的子女的腿哀求:“孩子，不能走，不能走啊！这里再苦再累也是我们自己的家，也比寄人篱下的生活要好。”而这些义勇军官兵的子女在“天堂般美好生活”的诱使下，也跪倒在他们父母亲的脚下，任凭怎么劝说也不起来，他们期望着父母能够理解自己“深思熟虑”的抉择，他们幻想着一夜之间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他们带着亲人的不解和哀怨，离开了养育自己多年的故土。

又一个29年后（1991年），历史就像开了一个玩笑似的，也是在当年义勇军回归的原始路线上，又出现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成千上万的独联体客商在他们的祖国--苏联一夜之间解体后，蜂拥般进入也许他们以往并不看重的伊犁和塔城，开始了一场愈演愈烈的“购物大战”。也就是在这块依旧朴实的大地上，发生了这样两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一位已经定居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前义勇军将士的儿子，3个月前他的妻子和3个女儿被曾经长期生活的阿塞拜疆的炮火吞没了。回来后他一再请求父母亲和几个同胞姐弟想办法将他接回国内“我不想再过担惊受怕的生活了，我不想再听到枪炮声了”，但他还是失望了。“已经是别的国家的人了，怎么能说走就走”，耳聪目颖的双亲带着全家族30多人将他送到了国门边上。

另一位在当年出逃中扔下了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的义勇军将士的儿子（他的父亲1933年回归时冻死在西伯利亚），带着他的俄罗斯太太和14岁；17岁的两个女儿，回到了曾经养育自己多年的故土。善良的结发妻子没有责怪他“没有想到我这一辈子还能见上你一面，回来一次也不容易，就多住上一阵子”。两个一直在塔城长大并已参加了工作的女儿，也没有责怪父亲。“跑出去了那么多人，又不是你一个，怪什么？能看看我们就很好了，我和姐姐还真以为这一辈子再见不上爸爸了”。两个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小姑娘更是无忧无虑，整天追问她们的父亲:“中国妈妈做的抓饭为啥那么香？”父亲总是苦涩的一笑:“肉多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