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

然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否认他母亲存有这些日记；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也表示从未见过这方面的东西。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晚年时几度致信陈从周为自己洗冤辩白。凌叔华声称，她当年就交出了全部案件，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

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却因为“八宝箱”事件交恶，两人从此再不往来。

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南下武汉，经历“后方”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结婚；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1928年10月，陈西滢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一同前往。当时，二人对武汉这个城市不看好，认为这是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华更希望到法国去，以使自己的绘画得到发展。所以，刚到武汉时的凌叔华难免增添孤寂之感。她写信给北京的胡适讲:“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

不过凌叔华的创作倒是未曾停顿，她被誉为“新月圣手”即是在到武汉之后的三年之内。从题材上看，这时期的作品还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与体验为主，说明在这段时期里，她还没有从情感上进入到新的环境中，同时，也还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触的东西。

此后，另外两位女性的到来使她的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苏雪林，她们分别于1929年、1931年来武汉大学任教。这二人都是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故交好友，苏雪林曾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是同学，与长于书画的凌叔华自然是极易灵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学家，她的女儿又拜凌叔华为干妈，所以，她们的到来，使一度感到孤单郁闷的凌叔华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就在1932年，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喜迁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双佳楼”。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瞰江而气象生动，在这里，或面对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诗情画意融入胸怀。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说文解字，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了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于是，当时她们也便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

凌叔华的心境与生活状态渐渐有所变化，她走出家门，游历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她应约出任主编。凌叔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牵动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年末，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1938年3月，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