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一生短促，只活了51岁。但他一生笔头甚勤，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每日必记完日记方寝，确有特殊原因未记，日后必补记。他并重视自己日记的保存。1943年1月11日，他的住所南京西流湾住宅失火，当其妻子抢救财物时，他却打开保险箱和书桌抽屉取出日记抱着往外跑，其珍爱日记至此。抗日战争结束后，周佛海的日记落 在国民政府军统局手中。国民党政府败退出中国内地后，周佛海日记大部分留存内地档案部门，至60年代，档案部门查到残存的7册，另有一部分经军统人员之手流落到香港。周佛海1940年的日记于1953年8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而1939年的一册却下落不明。1939年是汪精卫集团逃离国内后与日本勾结筹划建立南京伪政权的一年，这一年周之日记记载汪伪集团的活动，内容至为重要，但却失踪，实为史学研究之憾事。

周佛海担任过汪伪南京政府的军政财经要职，如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政府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院副院长等，其日记中留下汪伪政权重要活动的历史踪迹是不用说的。抗日战争初期，周佛海在南京、武汉、重庆，身居国民党中枢机构，随侍蒋介石左右，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参与要政。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国民政府大政方针决策过程的某些情节。1945年6月9日后至1946年全年，周佛海自述:“因痛病时发，变故迭生，一直未遑或无心作日记也。”故周逾一年半时间中断了记日记。有关日本投降前后他的活动及他被关押审判的详细经过之记载阙如。但其1947年日记中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有所追记，多少弥补了不足。

《周佛海日记全编》的史料价值，除了保存其经历过的重要历史活动的片断剪影外，相当重要的是留下了日记主人心路历程的踪迹。从抗日战争爆发起，周佛海就对这场民族抵抗战争恐惧、悲观，对与日本妥协，以满足日本某些条件，换取日本停止军事进攻，结束战争，充满了幻想，终于从寻求“和平道路”走向投降的深渊。读者从周佛海日记中能看到他走向深渊的心路历程。

“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虽然下定了抗战的决心，但国民党政府内部存在着以汪精卫为代表主“和”的潜流。周佛海与汪同调，“始终认为战局不会扩大”。战争一开始，他就与汪精卫、陈公博、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频繁密商与日和平外交。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始终认为，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宜准备外交接洽。”“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他主张，当胜负未分之际，最好“保全实力进行外交”。但他们“贡献外交进行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他认为，“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战事逐步扩大，周佛海“焦灼万分”，“殊觉苦闷”，“食不甘味”，“瞻念前途，仍有不堪设想者”。每谈前途，他都颇觉黑暗。日记中充斥着他悲观情调的语句。

至上海失陷，军事溃败，拟行迁都，周佛海“心乱如麻”，感到“前途暗淡已极”。11月14日，他日记中记载:“外交形势亦无实际援助，比（利时）京会议（布鲁塞尔九国会议）将发表宣言，一散了事。军事上抵抗力日渐减少，悲观万分。午痛饮解愁。综合各方情况，前途暗淡已极。”为避战祸，家人朋友分离相别时，他记写的是:“黯然魂销，惟别而已。复念时局如此，家庭团聚不知何日。返家后，睹人去楼空之日，尤令人感伤不已。”撤离南京前夕，1937年11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与友人相别的情景:“重雾笼城，天昏地暗，此别不知再会后日，相对泫然。……日来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

至战争进行一年之后，他写道:“盖久战之后，已不觉战争为可怕矣，惟正因此种种关系，将来必有严重悲剧。”他一心想着的是与日言“和”。1938年春，身居抗战阵营中枢之周佛海甚至有离开武汉亲自赴香港与日方秘密“交涉”之打算，后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告知他要打消这个主意，“恐起物议”，他还“闻之不胜懊丧”。在抗日阵营中，“和”与战两条路线之争，使周佛海与蒋介石距离愈来愈远，而与汪精卫越来越紧密。周与人“谈时局前途悲观万分:吾辈既不能为俄国走狗而入共党，复不愿为日人傀儡，除自杀外，尚有何法？”蒋介石对于他的宣传工作不满意，他认为:“惟蒋先生之理想，亦过于离开现实，决不能实现。”他感到:“以后局势日益紧急，前途困难，方增未已，为之怃然。”1938年8月中旬，当他飞离武汉赴渝时，其心境:“出发在即，一时心绪纷烦（繁）”，“忍痛动身……别矣武汉！后会不知何日。武汉八月，宛如一梦，人生别离，本极痛苦，况永别耶！”

这位国民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身负动员全国军民抗战的大员，竟毫无奋发勇进、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气概，却整日里沉浸在悲怆凄苦惶惑不安的情绪之中。在周佛海的心中，“盱衡时局，焉如捣，长夜漫漫，何时达旦？今后困苦颠连，当益加甚。”他没有抗战必胜的信念，相反，他越来越觉得，抗战必然亡国。他写道:“民国成立27年，不料今日有亡国之趋势，不禁凄然欲绝。临与武汉告别之前，均觉垂头丧气也。”“今后局势愈益艰难，而无补救之法，为之太息。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后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其为历史之罪人也。”正是在这种抗战必亡的思想心理支配下，他追随汪精卫，想“打破难关”，采取“非常之举动”，名为与日本谈“和平”，实则走向投降日本的深渊。从周佛海的日记中，不难找到他走向这条死道的心路历程。

1938年11月中旬，当周佛海与汪精卫密商逃离重庆时，忽闻蒋介石将由衡阳赴重庆，心中非常害怕，他们感到“殊出意外”，“不胜奇异”。12月1日，他日记中写道:“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这完全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恐惧心态。当他抢先飞离重庆赴昆明时，他的心境:“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正当周佛海先期到达昆明等汪精卫前往时，蒋介石到达重庆，汪精卫离渝之计划被延误。重庆电召周佛海返渝，他“甚为踌躇”，“去留问题委决不下”。他心情矛盾，一会儿想返回重庆，一会儿又决心赴香港。待汪精卫到达昆明，他“十余日来心上一块石，今始放下”。他逃离国家的心情在日记中记载得相当清晰。最后他终于走向投日之不归路了。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下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