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国民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指示“一切建设大计”。于是，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余人，乘永丰舰离穗经上海、日本，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抵达北京。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孙中山积劳成疾，得了肝癌。加上这次北上，长途跋涉，操劳不息，使病情加重。到了北京后，段祺瑞又以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激起孙的愤怒，因而也使其病情更为恶化。到北京仅五天，孙中山就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接受手术前，孙中山曾下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佑任、陈友仁五人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对于重要事务，由该会议而决行。并以黄昌谷为秘书（称书记），鲍罗廷为顾问。

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后，苏俄与共产国际派出了一批顾问帮助孙中山工作。鲍罗廷于一九二三年由苏俄政府派到中国，任广东革命政府的最高政治顾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此时亦来到北京。此间，吴稚晖与鲍罗廷屡屡发生争执。

关于吴稚晖同鲍罗廷的争执，于佑任曾在一篇悼念吴稚晖的文章中说:“民国十四年，国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员会，稚老与我皆任委员，这是我们首次共事。这时鲍罗廷是委员会的顾问，稚老与鲍罗廷初交手时即一字不让，后来讨论遗嘱与鲍罗廷的争辩，更为激烈。起初鲍罗廷把稚老当作一位中国老儒，到讨论终结，才知道他是一个博学多闻而有超越见识的时代大学者。国父遗嘱的完成，吴先生有大力焉。”从这时起，吴稚晖对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开始持反对态度。

孙中山住院后，医生就根据过去的病情与现在的危急情况，建议开刀。经宋庆龄劝说，孙中山乃允诺。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实施开刀手术，医生检查全肝，发现已硬如木头，证实是肝癌，且癌细胞四处蔓延，无法割治，虽可用镭锭放射阻止癌细胞蔓延，可也为时已晚。

二月十二日，张静江见西医治疗效果不大，建议改用中医。宋庆龄、孙科及周围的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用中医，只能迁出医院。十八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著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时至今日，肝癌仍属不治之症，当时的医疗水平就更不必说了。延至二十日，孙中山的病情加重，医生认为回天乏术，不如趁他还清醒，请示遗言。于是随孙服侍诸人便推汪精卫、孙科（孙中山长子）、宋子文（舅子）、孔祥熙（连襟）四人为代表面恳孙。孙中山病情虽很严重，但神志却清醒，见汪精卫诸人欲言又止，乃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

汪精卫素有口才，当年去南洋演讲，滔滔不绝颇为动人。那时陈璧君为情窦初开的少女，亦随其母去听演讲，顿被既有口才、又是一表人才的汪精卫所吸引，乃苦苦追求，终于成功。这次，汪以委婉的语气对孙说:“当先生住进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愈，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应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

孙中山听后，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开眼睛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地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人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

汪精卫等人再请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处关键时机，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孙中山歇了一会儿，又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