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萧振瀛与和知在香港的谈判以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前提，符合蒋介石的要求，谈判也似乎进展顺利，蒋介石甚至在开始研究和谈成功时的停战、撤兵要点。

10月8日，雷嗣尚到汉口向蒋介石请训，蒋当面指示:1、对方如确有诚意，应在10月18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2、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害怕汉口失守，尽所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3、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但对方如不质询此点，我方自不必自动说明。4、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5、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6、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蒋特别强调:“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凡将来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处束缚。”“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

和知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日方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一、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二、中国政府之调整；三、伪组织之收容；四、满洲国之承认；五、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六、日、华、满经济提携；七、战费互不赔偿。

这七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前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第五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第六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抱有某种乐观，而蒋介石则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研究和议的弊害，认为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从遵令；三是英美不悦。蒋介石称之为“皆应注意”的“三害”。然而就在此后的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应为大亚湾。笔者注）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

蒋介石日记云:“倭既在粤登陆，无论英国对倭是否妥协，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其威胁作用失效，卒致欲罢不能，更勿以国际外交而影响我作战方针。余三年前早有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汉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促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

此前，蒋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日一切问题的打算，日军侵粤，战区扩大，不仅让蒋看到了日军陷入被动，会出现更多的“灭寇良机”，而且让他感到，英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性将会减少，召开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共同对付日本希望大为增加。

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并开始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