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如集市，状元次品多

讨论晚清科举问题，还要提及时代名人肃顺以及不太有名的耆英。他们两个都有宗室背景。肃顺以宗室身份踏上仕途，有无比的优越感，如果说耆英以敢说而著称，他肃顺就是以敢干而著称，并且耆英实际上也死在了肃顺手上。

经过宫廷职务的短暂历练，肃顺在咸丰皇帝即位时，就干到了内阁大学士的高位，并有其他兼职。此时，他才三十五岁。《清史稿？宗室肃顺传》称:“以其敢任事，渐向用。”也就是说，他这只政治股票在一路飙升。

肃顺在四十二岁时(咸丰七年，1857)，成为大清王朝既年轻又有实力的重臣，身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他的威力之大，无法细说，但仅就他的亲哥哥郑亲王端华对他的附和，足见一斑；另一位亲王，怡亲王载垣也坚定地与他结成政治同盟。

时当耆英不履使命，奔回北京，在通州被逮捕，咸丰皇帝命有关部门议罪。起初判的是秋后绞死，但肃顺坚决不同意，上疏要求将耆英立即正法。咸丰皇帝怪他“其言过当”，算是批评，然而总究还是采取了弹性处分:现在杀，但不砍头，让耆英自尽。

弄死了耆英，肃顺彻底知道了自己的分量。在柏葰一案上，他再显身手。

柏葰也是位权高位重的大臣，蒙古正蓝旗人，进士出身，道光末年干到了兵部尚书的高位，并授内大臣职衔。稍后又调吏部，任尚书，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

咸丰八年(1858)，柏葰受命主持顺天乡试，并任文渊阁大学士。顺天乡试是为国家选拔储备人才的重要考试，历来为作弊、投托者所追逐。也就是在这次重要考试中，一向有“素持正”之名的柏葰犯了致命的错误。考试作弊情况被纠弹，咸丰皇帝命复查，结果一下子查出五十份有问题的答卷，史称“文宗震怒”。连浑噩的文宗(即咸丰皇帝)都震怒了，可见问题之严重。柏葰被一撸到底，听候处分。

偏是天公不作美，咸丰皇帝派出复查此案的大臣是怡亲王载垣，而柏葰一向又与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关系很紧张。案件复查中，查出了柏葰家人靳祥徇私的事情:靳祥受罗鸿绎之托，向柏葰讲情，取罗鸿绎入榜。柏葰耐不住靳祥讲情，答应罗鸿绎将场外代答的试卷送进去，调换现场答案。

肃顺抓住铁证，要置柏葰一死。靳祥被投入监狱并死在狱中不论，只说咸丰皇帝这一头，他考虑素来的蒙满关系，不想处死柏葰，史称“上犹有矜全之意”。然而，皇上也抗不住肃顺的压力，只好下旨杀人。咸丰皇帝发诏说(今译):

“科场考试是国家选择人才的重要仪式，凡有借营私舞弊者，法律规定从严查处。自从大清国开科以来，还没有哪位主持考试的大员敢以身试法的。现在，柏葰身为国家一品高官，辜负皇恩、无视法律，竟到如此地步。他柏葰身为大臣，而且还是甲科(上第)进士出身，怎么会不知道科考的法律？竟然因为家人的说情，就答应调换试卷。如果靳祥不是暴毙狱中，严加审讯，事情又怎么会不得彻查呢？国家有明文法律在典，柏葰又知法犯法。虽然说他的供述中有情有可原之处，但皇帝我不能私干司法。说到此处，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

虽然说这个案件不乏肃顺挟嫌报复的成分，但若是让肃顺这样的人抓到证据的事情，应当说是非常普遍事情了。民国初年许国英所撰《清鉴易知录》在提及柏葰案时说:“自嘉庆、道光以来，公卿大臣的子弟遇到科举考，竞相打通关节，把得中高科看做是旧有之物，把请人预荐主司而得中视为平常之事。”

用现在的话来说，科场作弊，成了“法不责众”或曰不合法但合理的事情。

身跨大清与民国的文化学者徐珂(1869－1928)在其笔记《清类稗钞》所记科场诸事，当算是对柏葰事件时代背景的写照。比如他讲的通关节的故事，即是如此。故事说:京师凡有考试，无论大考小考，人们都争相提前拿考到题目，逢上科举更是如此。考生去拜访考官，递张纸，纸上写几个让别人查不出头绪的文言文虚词。在这几个字下，画一个黑色墨圈的人，表示愿出白银一百两拿到考题，而画个黄色圈的人则表示愿出一百两黄金拿到考题。有一次科举时，某考生打通了关节，考官告诉他，写八股文时要连用四个“一”破题，便能中前几名。该考生如应而行，写道:“儒一而不为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如此写法，可以说是狗屁不通，但该生偏偏就中了进士并名列前茅。

一个国家如此生产次品人才，国家政务又由这些次品人才来管理，不亡国，那就是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