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曾国藩

曾国藩创新军，就好比在创业、做公司。一个创业型的公司，是不需要太严格制度的，就像很多IT企业，追求管理“扁平化”。

刚出山这会的曾国藩，耳根软，心计粗，一遇煽动蛊惑，就犯了战术错误，全军覆没。人在愤怒羞愧交集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失去理智，一跺脚，跳了湘江……

收复武昌之后，皇帝对曾国藩的印象有所好转，说话口气越来越平和，甚至可以说令人温暖。湘军水师在长江损失惨重，清文宗不责罚曾国藩，却严厉谴责江西的高级官员协助工作没做好。然而，皇帝的情谊是不能持久的……

三个湘乡人之一

曾国藩:低姿态创业

曾国藩练新军的时候，起初也不知道这个军队到底叫什么名字，光知道要练出一支勇军，为朝廷效力。他在咸丰三年(1853)正月，与罗泽南、王錱合作，开始练军。先是，皇帝下旨，让他帮同湖南巡抚去办团练，经费自筹。而曾国藩最终没办团练，而是练了一支新军，所需经费远比办团练要多。其时，曾国藩家中早已脱贫，但要他自己掏钱来练军，绝对负担不起。他想到的最好的方法，是募捐。练军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同胞，而乡里乡亲因此出点钱，名正言顺，因此，他开始募捐。

咸丰二年，国藩回到湖南。其时，湖南风气甚为讲究官与民的界限。咱是做官的，当然要高高在上，不能随便答理一般民众；尔等草民，没什么事最好不要来骚扰咱家。官民之间有一道鸿沟。而当时的绅士，权力还不像后来那么大，民意、舆论也不如后来那么有影响，于是，官场把持很多事情，几乎不与民间做什么沟通。国藩来了，他的风格却不一样——当然，这与他要做的事情有关，募捐本就是针对民间，官家可拿不出这许多钱——他希望不论官界、民界、学界、商界，都能支持他。

他放下身段，频繁与人通信，寻求帮助。通信对象，各界都有。是官，他要通信，是学者，他也找，平头老百姓，写信给他，他也会回。而在信中，他都采用平等礼节，不摆架子。他当时已是二品官，年纪也不小了，然而与平民通信，上款也用“某某尊兄”。王闿运专门问他，为什么用尊兄这个称呼。国藩说，这是《三国志》里面的典故，法正称呼别人，即用这两字；法正这么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今天，我要请乡亲帮忙，所以，学习法正，称人为尊兄。平易近人，这是国藩在湖南创军时期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见，都可以跟他面谈，不讲究官场那套虚文。他的办公室设在长沙又一村附近，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第三，写布告，或是劝捐，或是募兵，或是劝人不要通匪，他都会在布告上留下自己的姓名。这在传统中国，又是很尊敬人的做法。大家看古代布告，会发现通常的署名，前面是官衔，最后一个字则是那个人的姓。国藩当时是礼部左侍郎，署名就该是“礼部左堂曾”。但国藩不这样写，而是写成“礼部左侍郎曾国藩”。怎么这样就表示了尊敬呢?在传统中国，只有皇帝、父母、师长可以对人直接称名，除此之外，都应用字、号来称呼人。如曾国藩，朋友会用他的字“涤生”称呼他，尊敬一点，则称他“涤公”，年辈小一些，则称他为“涤丈”，关系疏远一点，则连“涤”字都要少用，而应使用“大人”这类称呼。如今国藩这么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贴告示时把自己的姓名全写在上面，并不避讳，这就是尊敬士民的表现。

如此，效果还真不错。省城各级官员发现，曾国藩这么官高名大的人都能平易近人，自己也该收敛一些，向他学习，不能总是摆官架子。这样一来，湖南的官场风气慢慢起了变化。国藩能够这样做，与他早年志向有关。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原才》，略谓一个人不要只是抱怨社会风气不好，不要总是说人心不古，而应从自己做起，尽量改变世风。你希望世人都能向义，都能去利，离“利”字远一点，离“义”字近一点，那么，你自己得这样做。你也不必在意自己地位如何，是不是能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影响更多的人。当然，地位高一点更好，影响力会大一点。其中的关键，在于认识“风俗之厚薄”到底是如何转化的。天下虽大，只须一二人，他们真能向义去利，从我做起，丝毫不爽，必然能够转移世风。国藩虽平易近人，但骨子里抱有精英主义情结，他说，老百姓“庸弱者比比皆是”，即大多数的人，既平凡又无力，不论实际的力，还是道德的力，都太弱，指望他们改变世界，不靠谱。吾人精英(“贤且智者”)，应该站出来，告诉老百姓，我们向义忘利，并且身体力行，以为表率。于是，“庸弱”的老百姓，才会有样学样。如此，世风庶几能够转移。整天抱怨世风如何如何，总不率先做起来，终究不能触发群众的良知，毫无价值。

当然，国藩的言行也引起闲言闲语。有人觉得，吾人缙绅阶级，凭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毫无威仪?凭什么要弄得那么扁平化，跟草民搞零距离，体统安在?不仅官场有人这么想，即国藩身边的年轻助手——虽无官职，却有举人进士的功名，算是体制内人物——也有这么抱怨的。窃谓，这些人对管理学的理解力不如国藩。用今天的例子来讲，国藩创军好比创业，是要做一个公司。我们知道公司治理一定要有制度，制订战略，实施方案，都需由制度来保障，这个制度要合理，要很润滑。然而，这说的是一种成熟的组织，需要平稳的运作环境，目标清楚，手段明确，为达成目标所需资源也已到位。而曾国藩建军，其实是一种创业型组织，而正在创业的公司是不需要太多制度的。这种公司首要讲究“扁平化”，使企业不要层级太多。因为扁平化的特点是以一点对多点，固然有一个领导人，但是，这个领导人不是高踞员工之上，而是在员工之中，无论是办公开间的设计，还是内部信息系统的畅通，还是相互称名，不说这总那总，都是为了实现扁平化管理，从而提升反应速度，降低沟通成本。快捷、实效，这是创业公司追求的主要目标。再看已经成长的大企业，则没有一家能搞扁平化——尽管都在吹“大象也能跳舞”，其实纯属忽悠，当不得真。为什么呢?创业时，尽量减少层级，公司更有效率，更能互相激发领导者与员工的创造性。尤其因为不受繁琐规章的束缚，员工的能动性也能极大程度发挥。上下一体，如臂使指，相磨相荡，火花四溅，实在是创业型组织的最佳形态。这就是曾国藩所以要与部属民众以平等方式交往的真正原因，他需要大家去触发他的灵感，或者给他提供建设性意见。曾国藩不会说扁平化这个词，但他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创军时期，他绝不讲求层级。这也成为未来湘军自我标榜的一个优良传统，尽管后期军中官气日盛，“乡气”日少——乡气，就是撸起袖子一起创业的氛围。

国藩办团练，很少说，本大臣是圣上钦定，如何如何，而是说，“弟国藩”想怎样怎样。与人通信，他表达的意思总是，咱们是兄弟，是朋友，我与你私下写一封信，不是什么公函，咱们有话直说，毫无顾忌。国藩以私人论交的手法来办公事，创立湘军，成效甚著，影响甚佳。尤其对罗泽南、王錱这两位负责具体办事的人来说，国藩虚己礼士的态度，十分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