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记载，与陶菊隐的说法有所印证。

有趣的是，1983年《长编初稿》经过修订后正式出版，易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项下增加了一条:

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

后两句显然有取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痕迹。《史话》称:

一九〇六年八月 （阴历七月），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

由此可以看出陶著深入史学界的情形。

经由《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传播，梁启超代五大臣所作《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曾经清御前会议通过一说，也由野史传言变为信史确论。

这么重要的文件难道全部丢失了？

按照陶菊隐的说法，代五大臣作考察报告的是杨度和梁启超。两人文章的题目分别为:杨作《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梁作《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

然而，遍翻已经公布的宫中档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和各种杨度文集、梁启超文集，并未见到陶菊隐言之凿凿的三篇文章。至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称由梁氏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同样不见只字。

惟独李华兴与吴嘉勋合编的《梁启超选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篇，但此题目显非原有，且文章起首即明言:“窃职恭读上谕，有特派重臣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盛举。”揣摩其中通篇以“职”自称的下属口吻，即便认作代拟，所代之人也只能是熊希龄一类随从官员，决非钦派出洋的五大臣。

当然也可这样解释:杨度与梁启超提供的只是草稿，五大臣上奏时已改了名称。但究竟哪份奏折可以指认为杨、梁所拟，或与这些题目沾得上边，凭现在公开的资料，很难落实。

也不能排除清宫档案有缺失的可能。只是，如此关键、重要的文件竟会全部遗失，于情于理，无法让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