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在南京白下区四条巷一个不起眼的路口，孤零零站着一栋破旧的老房子，在它的周围，是烧鸡店、水果摊、玻璃铺……再过去，是一个小型的垃圾中转站。老宅一侧临街，墙上用浆糊贴着一张毛笔字的纸条：危墙小心。

这是一处文物保护建筑，青石板上写得明白：李公祠。李公，李鸿章是也。这处祠堂的主人身份尴尬——对于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史上臧否有之毁誉参半的角色，地方政府似乎委实拿不定主意到底应不应该给他的宗祠下拨修缮经费。

与李鸿章宗祠的冷清形成对比，《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比自己任何一部历史专著都更加好卖，这让作者雷颐有点吃惊。

书的缘起，不过是朋友的一句戏言。“我写晚清政治分析的文章，经常引用奏折，有朋友说，你干脆拿这些奏折来做点文章算了。”于是雷颐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专门研读各种奏折，这一读之下，大有趣味，一些以前被忽略掉的小细节浮出纸面。奏折是地方官员和封建王朝之间下情上达的最直接途径，奏折的内容以及写奏折的技巧，都折射出晚清政局的深层内核。

舟大而水小的悲剧

记者：据说毛主席对李鸿章有这样一句评价，“吾观李合肥……舟大而水小也。”你怎么看？

雷颐：不管是谁说的，这都是一句很贴切的比喻。舟大而水小，作为一个改革家，他所处的时代能给他提供的舞台已经败落，动几下要搁浅。我想揭示的，正是李鸿章与那个衰朽的王朝之间的关系。他想尽自己的努力，去挽救一个风雨飘摇、衰朽不堪的王朝，但是一直受封建传统制约的他，又不可能跳出来站到另外一个队伍中，这是他个人的局限性，同时也是他个人悲剧之所在。

记者：书中有一章《铁路贵姓？》，让人联想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那场“姓社姓资”的大讨论，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点借历史故事对当下现实发言的意味？

雷颐：是。洋务运动还谈不上什么体制改革，只是引进对统治者最有好处的一些器物，都遇到那么多的阻力，在今天难以想象的阻力。比如修电路、架电报线。晚清时西北有俄国在新疆伊犁不断惹事，东边有日本不断入侵，电线对于战事的信息传递最有好处的。但是清朝大批官员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为什么电线外国可以用中国人不可以用？因为中国人崇拜祖先，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中国人一直有这个传统，什么东西来，先要站个队，姓“社”还是姓“资”？“铁路贵姓？”先要问个姓什么，把技术层面的东西都上升到道德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引进西方技术就是背叛祖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引进“狄夷”的东西就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崩溃——“溃夷夏之防”，认为狄夷和华夏之间有一道文化的防线，“溃防”就是破坏了文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