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把以上谈话都转告了梁启超，于是两人同下结论说：“仲仁的话是信得过的，老头子不会这么傻!”

梁启超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往来，因此袁世凯、冯国璋二人的谈话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帝制之谣便又突然沉寂下来。

秘密设立筹安会

袁世凯有两个外国政治法律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这两个人都是袁世凯用以推行帝制运动的开路先锋。袁世凯为什么要搬出这两个外国宝贝来唱开台戏呢?这是因为：一个宝贝是美国人，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可见中国确有取消共和之必要。一个宝贝是日本人，日本为君主立宪制的强国，日本法学博士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更可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1915年8月，古德诺将要回国的时候，袁世凯授意叫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化的第一声。

这时，就有善观风色的政客，秘密呈请改行帝制，袁世凯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袁世凯叫杨度授意徐佛苏等先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并且网罗一批大名流参加，先为帝制运动制造舆论。袁世凯对任何重大问题，自己从不出面，叫杨度授意可以不落痕迹。袁世凯叫杨度只做幕后人，不要抛头露面。但是，杨认为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如果隐身幕后，将来做不了开国元勋，充其量不过是一名跳加官的小角色而已。

袁氏父子都想拉拢几个大名流，挂出“学术团体”的招牌，以便欺骗国人。杨度则想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为抢夺头功，立即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寿田转呈。袁世凯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长匾赐给杨度，并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但仍无叫杨度出场露面之意。

杨度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知名之士，才能使袁世凯满意。他找到了孙毓筠、胡瑛、严复、刘师培、李燮和五人。这些“知名人士”，有的是杨度的老朋友，有的是被杨度硬拉过来做他的帮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