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之名的来历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俗称火烧望海楼事件），不久，李鸿章接替了崇厚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到天津后，感到天津作为京畿之地，又地处海口，加强防务非常必要。于是于同治十年（1871）年，将驻扎在陕西的淮军盛字军（老盛军）调到青县的马厂驻防。同治十二年（1872）年，为加强近海地区防卫，李鸿章又命盛字军统领周盛传在津南地区的新城修筑炮台。炮台筑毕，为方便马厂与新城炮台之间的联系、往来，盛字军又修筑了一条长约70公里的马厂至新城公路。公路沿途每5公里设一小站，10公里设一大站，共设了15个驿站。光绪元年（1875年）周盛传将其盛字军除马队外，其余各营移师至津南新城附近的潘永安坟地小站以北,在这里安营扎寨,先设立了“亲军营”，随后以“亲军营”为中心，按矩形方阵修筑了18个营盘。这些营盘与新城炮台遥相呼应，南扼歧口，东控大沽，形成军事要地。潘永安坟地的小站因此也名声鹊起。现在小站已成为天津津南地区三大名镇之一。

盛字军小站初练兵

周盛传的盛字军在小站驻扎时，一方面大量垦荒屯田，另一方面加强训练军队。

周盛传驻扎小站时期，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大兴洋务运动时期，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督办下，能生产西式洋枪洋炮和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粟色火药。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在积极筹办北洋水师，并在大沽建立“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营务处。在这种背景下，周盛传的盛字军作为李鸿章的“亲军”，当然更要率先垂范，采用新法训练军队。周盛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一改旧式训练方法，购进洋枪，按洋操洋典进行训练，并参照西方训练条例制订了《操枪程式十二条》，对新式洋枪的使用、维护等做了明确规定，使训练趋于一致，受到李鸿章赞许。李鸿章下令将盛字军的训练条例刊发北洋各军统一执行。同时又从淮军现役官弁中选拔7人，随德国教官李劢协赴德学习水陆军械技术，以3年为期，回国后分拨各营教练。

当时盛字军在步兵训练中已由冷兵器时代的大方阵，改为能适应热兵器作战的“散星阵”；马队训练一律仿照西式骑兵阵式操法，依阵图进行训练。在冬训中对“枪炮有准者”发给五品、六品功牌。李鸿章在检阅盛军时， 周盛传挑选出精壮兵勇参加 “悬靶考试”， 对300步能五枪全中者赏银50两。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请来一批德国教官来中国任教，德国教官李宝在检阅了盛军的训练后颇为满意，认为操法大同小异， 稍适变通即可。 光绪十一年（1885年），周盛传病故，由其弟接统盛字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盛字军奉调丹东，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清政府为表彰和纪念周盛传开垦小站的功绩，在小站镇会馆村建立了周公祠，现在周公祠已成为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小站练兵的背景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谁也没想到一个泱泱大国会败在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手中，真是奇耻大辱。当时很多以科举求进身的知识分子感到读书已不能救国，因此纷纷投笔从戎，一改重文轻武为弃文经武。朝廷中很多大臣也认为中国战败是军队技术、装备不行，要以西方新式装备武装军队，重新训练军队。于是，清廷星如火急招募兵勇，这样，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和以左宗棠为首的毅军应运而生，成为清廷精锐之师。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这些军队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饕餮空额、扰民有余等等，因此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军队在战争中全线瓦解，溃不成军。清政府这才感到再不训练出几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统治就难以为继。1894年11月，清政府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 为督办，庆亲王奕，为帮办，翁同和、李鸿藻、荣禄等人为会办，开始着手编练新军工作。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袁世凯是一个靠心计、手段和权术起家的人。当年由于其叔祖袁甲三对后来成为山东提督的淮军名将吴长庆有恩、袁世凯在乡试落第后投奔了吴长庆，随军进驻朝鲜，在那里前后待了12年。这期间他参与了镇压“壬午兵变”，帮助朝鲜政府编练了新军，并出兵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等等。 这12年中袁世凯虽有种种劣迹，但也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赞誉，因此提升很快，并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淮军作为李鸿章的军队，自然受到李鸿章的格外重视，袁世凯正是看准这点，积极投靠李鸿章，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袁世凯言必称“李北洋”“李中堂”，甚至越级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汇报。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感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而一旦战争爆发，中国难以取胜，于是向李鸿章提出回国养病，并得到批准。但袁回国后只到天津与李鸿章见了一面，就赶往北京打探消息。此后袁世凯感到李鸿章已年过七旬，在将要爆发的中日战争中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另找靠山。而此时西安将军荣禄正奉慈禧太后之命来北京参与编练新军事宜，于是袁世凯使出浑身解数向荣禄大献殷勤，荣禄此时也恰巧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才作帮手，两人一拍即合。袁世凯将自己在朝鲜时办理军事、外交的情况以及与李鸿章往返电报等，工整抄写若干份，编辑成小册子分送朝中贵胄，还将别人编译的西方兵书署上自己名字刊行，并送荣禄指教。他还经常给荣禄、李鸿藻等人写信，报告军情，议论战局，受到李鸿藻等人的赏识，就这样，袁世凯成为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最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