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集团抗衡皇帝：秦汉帝国的政治形态

秦汉帝国的结构并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经过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一个一个国家个别尝试，又互相模仿，方出现了秦汉帝国所承袭的国家形态。战国时代晚期，一个国家已是由君主与专业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层管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秦国已实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国，汉承秦制，大体未改，但是经过三四代的逐渐改革，专业的文官构成统治机构的主体。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不得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内廷与外朝的区分，颇同今日企业组织董事会与公司抗衡相似。【详细】

东汉：一个皇权与豪强大族联合执政的王朝

光武帝之所以能够复兴东汉王朝，是因为得到了出生地南阳豪强地主和河北豪强大族势力的援助。这和高祖刘邦与杀狗的庶民一起创建前汉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一般认为东汉王朝是豪强大族联合政权。和惟一的皇帝掌握强大权力的西汉相比，东汉时代皇权较弱，具有与豪强大族协力联合行政的意义。【详细】

在东汉士人看来，“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只有“国君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不臣于天子、诸侯，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独立；苦身修行，致力于砥砺自己的道德修养，才是令人敬仰的清节。而为了利禄汲汲于仕进的士人是失德和丧节的，令人鄙弃。【详细】

所谓世家大族就是那些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它们是东汉豪族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又是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和领袖。东汉建立后，世代公卿的家族越来越多。世家大族势力进一步膨胀。【详细】

魏晋士人猛吃毒药，各种毒物郁结体内，兼之多半嗜酒如命，在药与酒的双重刺激下，做出了众多怪异之举，绝不是现在的新新人类所能比肩的。【详细】

孙泰也在门阀士族中求发展，未成为独立势力。孙泰由于企图成为独立势力而聚众时被司马元显诱杀，刘牢之亦以拥兵自重而被桓玄逼死。孙恩乘农民暴动之势起兵反对门阀士族，刘裕则乘桓玄篡晋而起兵消灭门阀士族的代表桓玄。【详细】

唐太宗克己纳谏：一个超级演员的完美表演

不同于后来的皇帝，唐太宗还是纳谏的，尽管他不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但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详细】

宋太祖的政治远见：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相比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个人行为，宋太祖更有远见，他立下密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从制度上保证了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下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官员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不过另一面，宋朝大臣的地位也有实质性的下降：只能站着与皇帝说话了。【详细】

优待之下的宋代士大夫：限制皇权 与皇帝共治天下

随着宋代政治、思想环境的宽松，一套新的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其核心理念就是与皇帝共天下。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传统基础上，作为统治阶级必须维护利用皇权，从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二是在历史背景中，作为士大夫集团，必须更多地发挥主导作用和制定贯彻大计方针，从而校正皇权，企图避免独裁所带来的失误与危害，并维护自身的利益；三是在时代氛围中，作为社会成员和文化精英，他们往往敢于冒犯皇帝，从而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详细】

唐朝以后的科举制，背离了隋朝初创科举制的本义，大概用了200年，走完了一条由皇权主宰的既背离民本意识又脱离社会现实的官本造仕之路。唐代的科举制，除了通过考试选士用人的意图和科举制的名称没有发生变化外，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异；隋朝“十科举人”的选才标准被严重篡改，其中大部分重要科目被放弃；用人价值观发生了根本变化。【详细】

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个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侍候了，遂成为制度。【详细】

宋代的皇权和相权之所以都有所加强，在很大程序上是由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个体力量既小，群体力量又大。宋代的政治既是士大夫政治，又是皇权政治，两者岂不抵牾【详细】

赵普说:“这个‘之’字是助词。”赵匡胤冷笑道:“写成‘朱雀门’该多好，为什么非要多加一个‘之’字？之乎者也，文人只会玩弄文字，酸气十足，多此一举！”【详细】

元朝真的近百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吗？

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详细】

中国古代的士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具有传统文化情结和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介于统治者与平民之间的一种社会力量，“有统御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详细】

士人情怀，首先，来源于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子们；其次，源于历代士子对自身形象的塑造；第三，源于士人阶层中的精英们在其政治生涯受挫或家国蒙难时，对人间世态炎凉的体味。【详细】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将士人品德归纳为：智、仁、义、耻、德五个方面，这正是士人情怀的核心。【详细】

中国士人情怀“智、仁、义、耻、德”的品格要求与民族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核心内容是一脉相承的。【详细】

“廷杖”与“里甲”：朱元璋从士大夫手中残酷夺权

朱元璋用残酷的恐怖的屠杀手段，推翻了八百年来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的传统，组织了新的分部负责政府，自己综揽大权，残暴的专制政治。他接连不断制造大狱，杀了十几万社会上层的领袖人物，利用检校和锦衣卫侦伺官民，应用里甲制度布成全国性的特务网，用廷杖挫损士大夫的气节，立“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法，强迫知识分子服役。最终，士人沦为皇家的奴隶。【详细】

“规训”与“屈服”：战栗的士人对清朝“感激涕零”

随着康熙时期武装征服的结束，宋、明以来基本的政治结构瓦解。康熙本人就成功地将宋、明时期士人用以规谏和驯化君主的“经筵”仪式转化为自己教训臣下的活动。在清帝“圣王”的强大规训之下，士林节节“屈服”。宋、明时代热情的政治担纲精神与道义尊严也随之坍塌。在对历史书写权方面，清帝通过严密的文网，对士林形成不断的打击与威慑，由此士人逐渐学会了“自我规训”，感激涕零的“屈服”了。【详细】

理想幻灭：士人彻底沦为皇帝的工具

随着君权的不断加强，明清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政权上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从上逐渐一层层地分下来，而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有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 【详细】

如今士人虽已矣，可精神犹存。而今的文人学子大多崇拜和热衷于权力，因而常常显得急功近利，虽则多自嘲为“未能免俗”，我们从中却不难觉察到传统的“士人精神”的影子。自8O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的梦魇中清醒，逃离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政治陷阱，他们重新有了自尊。然而，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不过是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引起的心态反应，其实，在自诩为“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内里，非现代意识的钳制和奴役依然很浓重。【详细】

“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正是从这里开始，也就是说，要从对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转换为对于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认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价值支点不应是政治的，而应是社会的，他们不应是官僚的后备军。 【详细】

不同于传统社会士人要以“内圣外王”或“大丈夫”为目标，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应是为了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想的实现。公众利益和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才是知识分子应该真正关心并真正值得为之努力争求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应依附于某个政治利益集团，他们应只尊重知识的权威和学理逻辑，因而，对于那些被设定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或准则表示疑虑、质询和颠覆，就是他们理应履行的义务。他们的设问和解答很可能并不是标准的，但是，导致他们判断错误的只能是他们的知识所限，而绝不是利益的驱使，更不应该为了某个特殊利益集团而故为曲说，泯灭良知。【详细】

传统士人人格中的群体人格成分是极为浓重的，除了极个别 ，士人之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异端和反传统精神。士人对君主在政治行为上的种种抗争之举，诸如忠谏、强谏乃至以死相谏，则无非是遵照既定的政治价值和道德理想去评判政治，不过是用圣人的权威去校正背离了圣人之道的昏君罢了。而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内涵应突出的是人格独立和自主精神，应该强调的是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和创造精神。【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