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
2010年11月04日 18:04 中国史研究 】 【打印共有评论0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四月,乞伏矩奏,“川界弓手役户多贫乏,困于久役”。“况第一、第二等户充耆长、里正”,“弓手系第三等户”[82]。如是九等户中的第三等(上下户),决不可能有“多贫乏”之理,而只能是五等户中的第三等,联系到前引宋仁宗初的“上封者言”,可知宋真宗时也实行五等户制。

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度支使梁鼎上奏,谈到陕西各州支移粮草,“其逐处本州军所备年支粮草,则止令五等已下人户供输”[83]。“五等已下户”似可理解为五等已下尚有户等。然而在明确实行五等户制的南宋,仍有这种习惯用语。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十月,“将诸路见有丁钱”,“其第五等以下人户依绍兴德音减免其半”[84]。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九月,“丁盐以民身计”,“乞将所进之丁,于第五等以下人户用其旧额均敷”[85]。可见梁鼎的上奏,尚不能作为当时不实行五等户制的依据。

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九月庚子载:“免天下第九等户支移折变。”宋仁宗时,实行五等户制已是明确无疑,而记载很多,这条通行“天下”的规定,“九”字应为“五”之笔误。

宋朝的五等制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例如《景定建康志》卷14记载,宋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建康府“代输五县下五等户夏税钱,关(子)一十七万一千三百六十六贯有奇,计一十三万八千四十四户”。《咸淳临安志》卷52《见廉堂记》载,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临安尹潜说友“代九县输四、五等户租一年”。宋季户等的记载稀缺,但这两条事例也已足资证明其存在。

总之,五代时建立起来的五等户制,至宋初已经定型。五代以前的九品户和九等户制曾存在六、七百年,而五代和宋的五等户制只存在三百馀年。唐朝以八、九等为下户,宋代以四、五等户为下户,他们大都是广大贫苦农民。可见自九等户演变为五等户,乃是将九等户中的上七等户压缩为五等户的上三等户。估计精简户等,可能是为了简化与户等相关的赋役。

五等户制实行的时间仅为前代实行九品户和九等户制之半,而传世史料的繁富,却远非前代九等户制可比。讨论宋朝五等户制,还应包括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五等户所反映的宋朝部分阶级结构,五等户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三个问题,因篇幅所限,这里只作简单的介绍。

宋时,乡村主户有“五等丁产薄”[86],定户等时,全凭财产多少,与人丁数目无关。但财产标准是五花八门的,吕陶说:“天下郡县所[定]版籍,随其风俗,各有不同。或以税钱贯百,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就其五等而言,颇有不均,盖有[以]税钱一贯,或占田一顷,或积财一千贯,或受种一十石为第一等;而税钱至于十贯,占田至于十顷,积财至于万贯,受种至于百石,亦为第一等”[87]。这里列举了四种标准,其实尚不止此。按田亩或下种多少分户等,是易于理解的,无须另作说明。税钱是两税的夏税钱,因土地肥瘠为等差,再加上历史造成的地区差别,如福州中田每亩四文四分,下田三文七分[88],而徽州五县,上等田每亩二百文[89],差别甚大。可见以税钱多少分户等,实际上是以各户土地的多少肥瘠为基础的。家业钱又名“物力”、“家业贯陌”,将各户的土地折算成钱,称为“田亩物力”,又将浮财折钱,称为“浮财物力”[90],两者相加,再分户等。其中“田亩物力”自然也以土地肥瘠为等差,如丽水县,“以壹亩而论,极高者为钱伍贯玖百文,极下者为钱伍百或肆百文”[91]。此外,《永乐大典》卷11907《湟川志》记载,广东路连州是把田产折成夏布,再按夏布多少分户等,“今江、浙、福建内郡多以产钱纽税,此郡独以田亩等第纽夏布为准”。“且以负郭言之,家有田一亩,上之上等管布六尺,每降一等,则减布六寸”。“分五等,应人户管布十匹以上至三匹五匹(应为‘尺’)为一等、二等、三等人户”,“自三匹四尺五(应漏‘寸’)至一匹四尺,为四等人户”,“一匹三尺至一尺,为五等人户”。这种折税布分户等的情况是个别的,应与按夏税钱分户等的办法相类。

宋朝分户等的标准,主要是税钱和家业钱两项,按财产多少分户等的基本精神与前代一致,而划分的标准却更具体化、多样化了。北宋时,北方一般用家业钱分户等,南方则多数地区用税钱分户等。到了南宋,南方大部分地区也改用家业钱了。关于各路的具体情况,另须专文论述。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宋廷从未规定,也不可能规定统一的划分户等标准。即使都以家业钱分户等者,各地对五等户具体的家业钱额规定也各不相同。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等著作中反复论证,农户在财产上量的差别,大体反映了他们在阶级地位上质的差别。宋朝乡村五等主户也并不例外。人们常用韩琦所说:“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92]他所说的只是大致情况,因为划分户等并不等同于划分阶级。一般说来,一、二等户是地主,三等户情况复杂,既有地主,又有富裕农民,四、五等户有少量自耕农,大部分是半自耕农和佃农。由于官吏和地主通同作弊,有些地区多年不造户籍,户籍上登记的财产状况与实际财产状况必然有差误,欧阳澈说:“虽均谓之上三等,而无其实者多矣;至于四等、五等有蓄财隐实,素无差役、科细(应为‘配’)者,乃恬不知忧。”[93]还有一些史料记载,下户中有相当比例的“诡名子户”,乃是上户将其财产分立几户以至几十户户名,以冒充下户。

宋朝的户等制是我国历代户等制的极盛时期,它对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广泛的作用,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一、差役(吏役):差役制度实质上是宋代的基层政治制度。王安石实行免役法前,一般都由上三等户(单丁和女户除外)轮流充当,以担任乡里基层政权头目和州县衙门公吏。在实行免役法和保甲法後,差役制度与五等户无关,但基层政权头目如保正、保长等,一般仍由富有者,即地主充当。

二、夫役:这是真正的劳役,“谓科差丁夫役使”[94]。宋哲宗时,吴安持上奏:“州县夫役旧[法]以人丁、户口科差,今元祐令自第一至第五等皆以丁差,不问贫富,有偏重偏轻之弊。”他主张“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得到皇帝同意[95],按户等差夫的办法便流行起来。九年以後,郓州知州胡宗师指出:“差夫五等之法,出夫不均,乞以人户物业田产总计所置贯百,或差人夫,或出夫钱,皆以贯百均出。”[96]事实上,按户等制差夫的办法并未因胡宗师上奏而取消,某些地区甚至只派上户充夫役。南宋时,“巴、蓬、剑、阆,上自三等,每户有出一夫者,出两、三夫者”,以运粮饷[97]。台州修城时,“调五县上、中之产,得丁夫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一工”[98]。地主上户无疑不会自己去服劳役,他们一般无非是强令佃农服劳役,或者出钱雇人代役。

三、乡兵:乡兵不是正规军,有几类乡兵也与户等制有关。宋仁宗下诏:“河东所募强壮有习弩者,听其自置,其四等以下户官为给之”[99]。显示了上、下户充“强壮”的差别。宋神宗时,广南东、西路的枪手、土丁等,也是“第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一为之”,而第五等户豁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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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曾瑜 张泽咸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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