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兄弟逼父退位，靠政变上台的唐太宗李世民怎样解释帝位的合法性。从而迈出走向“圣君”的第一步呢？对了，就是修改史书造神。

涂脂抹粉：李世民命令史官修改记录夺父兄开国之功

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摘自《千古之谜终结解读：历史密码III》 作者：文裁缝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开创恶例：李世民破坏史官制度专为造神服务

欧阳修说太宗好名，特别是好身后之名，其间的细故，除了人性的通病无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国时的做贼心虚使然。如何让邪恶的行径转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唯有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方能使自己变成当然的好人。太宗要看档案记录，这是对史官独立制度的公然破坏，太宗皇帝为自己找出的破坏理由是“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也就是知错能改或就错改错。谏议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希望确保史官的独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沦为当权者的吹鼓手，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然而，太宗并不理会。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于是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不复原来的样子，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后来的那些个独夫民贼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往后的伪历史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华夏出版社）

唐太宗李世民给大多数人留下的第一映像大概就是虚心纳谏了。诚然，他纳谏不可谓不虚心。只是左耳进右耳出，在听取完臣下的意见后照旧做自己原本要做的事。好名声得到了，也没少享受。

我行我素：纳谏虚心倾听 听完不改还按自己意愿做

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切谏,唐太宗虽然很不高兴，却没有发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还借题发挥地说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千古名言来。不过，《资治通鉴》卷193却记载，说过这话的次年，刚刚修缮完九成宫，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缮洛阳宫。这一次，民部尚书戴胄站出来反对太宗依然虚怀纳谏，不仅表扬戴胄“忠直体国，知无不言”，还给他升了官。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太宗还是忍不住命窦璡修缮洛阳宫。诸如此类一面从谏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书中还有不少零散的记载。 “虚心纳谏”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们与唐太宗本人联手炮制出的一块“内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纳谏的秘密：形式主义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爱惜民力的明君？不，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修筑宫殿，搞到百姓怨声载道。在他眼里，百姓不过是不找点事给他们做就会惹事的贱骨头罢了。

控制户籍：为征发劳役固定百姓身份

力役征发以人丁为本，因此，官府需要准确地掌握全国人丁数。户籍编制的好坏。对于赋役征发、特别是力役和兵径的征发，显得异常重要。那时，全国各地每年要造一次计帐，登记户内男女、老小，人口和田产的数目，有如《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所说，“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每年夏历十月三十日以前，各地要上报计帐。但人口是会时常变动的，为了及时掌握变化情况，乃规定各地每隔三年要重新编造一次户籍，每次从正月开始工作，三个月内造籍结束。一式三份，一份呈报中央尚书省，州和县各留存一份。造籍时，特别注意丁男不能脱漏，严禁“诈冒隐避，以免课役”。唐律对有课役而逃亡脱户的人要惩办重罪。长安政府多次下令禁止户高丁多之家别籍异居。“苟为规避”，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课丁数。个别时期延长中男年龄和推迟成丁年龄，扬言是为了“优民”，揆诸实际，不难发现“已役中男，重征丁课”。看不到人民有何受益之处。（摘自《唐五代赋役史草》，作者：张泽咸，出版：中华书局）

李世民不小心说出真心话：百姓无事则骄逸 劳役则易使

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在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李世民纵死囚的故事家喻户晓，在这个故事体现的却是李世民的大唐严密的社会控制。在这背后，是好大喜功和控制百姓的国策产生出的招徕外国人，却封锁本国居民的怪胎式“开放”。

控制严密：唐太宗时高僧玄奘取经只能靠偷渡

唐代法律明文规定，凡是要通过边界关境者，一律得持有地方政府发放的通行证——“过所”，方可“度关”；出边塞逾月者，只有更换政府发放的“行牒”后，才继续有效。否则，出行者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这种情况，与“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形成了强烈对照。尽管玄奘出行的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已经是以“天可汗”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而出于当时基本立国理念的考虑，仍然“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所以，当凉州都督李大亮得知玄奘将要西行取经的信息后，立即勒令其返回长安。玄奘西行虽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其顺利通过唐代边境，则实属侥幸。这不只是唐初北方边境局势紧张的权宜之计，而是有唐一代的基本之国策。由于唐代严格奉行对内封闭的基本国策，本地居民外出经商等活动受到严厉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唐代正常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一些时候，唐政府的使节外也外出，但他们外出的目的无非是炫耀国威、调节附属国之间的关系、获取皇室所需高级奢侈品等。从整体上看，中外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经过外国工商业者完成的。（摘自：《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作者：魏明孔，原题：《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

大唐开放？对外国人开放与控制国民对内封闭形成的幻觉

由于受唐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的影响，唐代的对外政策往往逃脱不了历史的窠臼，只是敞开大门迎接外籍人前来“慕华”、“奉进”，与此同时，却严格封闭边境阻止本国居民外出从事正常的经济、贸易乃至宗教等活动，这严重影响了本国人的视野和意识。在如此广泛的联系中，主要是外籍人来华的活动，而本国人尤其本国一般居民的外出则是非常少的。由于唐代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基于政治影响考虑的，对于本国居民的严格控制是其基本国策，这样唐政府自始至终对于本地居民严禁外出，即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对内封闭。唐代的对内封闭，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贸易活动，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天朝上国自满心理的膨胀，使唐代统治者热衷于“天可汗”地位以及保持“天可汗”的余威，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其实，唐代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只是在对外籍人开放这一点上徘徊，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允许本国居民外出这一关键的一步。（摘自：《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作者：魏明孔，原题：《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

“贞观之治”成为涂抹李世民“圣君”脸谱的重要一笔。只是这种大战乱后的恢复性增长的出现，不过是历史的必然，却被贪天功以为己有。

“治世”描绘有蓝本：前代就有相同的类型化“之治”模版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却是不三代而亡，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来房玄龄在主修《晋书》时，要弃干宝的《晋纪》如敝屣了。（摘自：《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华夏出版社）

“贞观之治”实质：战乱后恢复性增长遭贪天之功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都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摘自《百家讲坛》2009年10月（红版），作者：谌旭彬，原题：《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李世民人造成“圣君”的过程，就是用垄断信息编造历史的方法，用假仁假义去涂抹掩盖当权者肆行私欲之实的过程。

朱熹眼中的唐太宗：善于假仁借义行其私欲

朱熹同样执公私之准绳，却得出了霸者无德的相反结论：“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史臣赞太宗)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学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别。以圣门言之，则此两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语类》卷一三六)这里，功与德是有严格区分的。霸者虽有“除乱”“致治”之功，但不能因此许其有德。有德与无德，不必于功业之迹上费力摸索，只须于公私义利之心上直接辨认：“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朱熹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六)如果一味求之于迹而不察其心，反而容易混淆其功业的性质，陷于以成败论是非的功利主义泥潭：“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摘自《儒者经世致用的两难选择——朱陈义利王霸之辩解读》，《中国学术》2003年 第2期。作者：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