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指长期的贫困。钱穆说：“宋代……内部又终年闹贫，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宋代真的“积贫”到这等程度吗？

被称为“积贫”的宋代政府始终有大量财富积蓄

一个号称“积贫”的政府，自然不可能有多少积蓄。但宋代政府是这样的么？就在被极力批评为积贫的仁宗英宗时代，宋政府依旧有大量的积蓄和储备。宋英宗“治平二年，入116 138 405，出120 343 674，非常出11 821 27，诸路积160 292 093”（《文献通考•国用》）也就是说，仅仅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政府储备财富，已经超过了一年政府财政的总收入。这还不包括在京城的中央储备和皇帝内藏库储备。此后经过王安石变法的加强征收，到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代，这个荒淫的帝王能肆意铺张浪费标榜“丰亨豫大”，也正是依靠非常丰厚的国家财富储备。有史料记载，北宋灭亡后，仅金人从开封获得的中央积蓄，就达到“有钱九千八百七十万缗，有绢二百七十万匹，有金一百二十万两，有银二百万两，有粮九十万石”（《三朝北盟会编》卷281）。这还是宋徽宗没有挥霍完的。可见宋代政府财富积蓄之丰厚。

宋代人极力渲染财政困难实际是为改革制造舆论

就是当时人为了给改革制造舆论，人为贬低当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为了论证改革的势在必行，必须将宋朝的现实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将改革的目标与未变革的现状对立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积贫积弱也就成为改革派描述宋朝现状的一种模式。为了制造改革的舆论，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批评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别是财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虽然很节俭，但是百姓还是不富裕；皇帝虽然很勤政，但是国力还是不强盛。在一片富国强兵的呼唤声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吴铮强《宋朝国运真相》，《人民论坛》2013年第1期）这一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他批评宋神宗犯了“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的错误（王夫之《宋论》）。

认为宋朝“积贫”的一大证据，是认为宋代政府开支巨大。诚然，宋代政府确实开支广大，但要看到这些开支用在了什么地方，起到了什么效果。开支大并非是“积贫”的代名词。

政府所需物资由靠征收为主改为购买为主

与前代政府主要依靠向民间征收粮食、布匹等实物并进行分配不同。宋代政府在向官员、军队等国家机构提供消费品时，大多采用财政拨款进行政府购买的方式，向民间采购物品，其数量之巨、规模之大、影响面之广、参与者之众、引起的商业关系之复杂等等，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宋政府消费需求的各种物品几乎无一没有购买的事例。周行己说：“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七，而籴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浮止集》卷1《上皇帝书》） 使政府的财政分配活动更多地与商品货币经济相结合。（李晓《宋朝的政府购买制度》，《文史哲》2002年第3期）大规模的改依赖征收为依赖政府购买，确实给宋代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但这一方面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市场发展，另一方面，宋代政府提供的大量货币依靠这一过程进入民间，对于商业的发展，货币化的推进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宋代商业的繁荣昌盛，不是没有理由的。

“岁币”支出在宋代政府支出中占比重很小

有一种想当然的看法,以为宋代给辽、夏、金岁币,使得它变穷,不得不拼命搜刮,全面激化了社 矛盾,最终导致政权的垮台。事实上,岁币数量很有限,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它可以在彼此的贸易中得到补偿,以宋对金的茶叶贸易为例,金方每年要掏出30万两银子(一作70万两),仅此一项就比绍兴和议中宋方付的岁币25万两还要多。（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宋代积弱吗?从表面现象看,它疆域远不及汉、唐,先后受辽、西夏、金、蒙古欺负,直至亡国,这能说不弱吗?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不是军事最强不代表就是“积弱”

宋辽和议的达成本身,反映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当,论骑兵,辽比宋强,但宋方虽然进攻力量不足,防守则有余,而且经济实力远胜于辽,比辽更有耐久力。这样打下去,谁也吃不了谁,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就西夏而言,宋方的实力应当说要强于西夏,但西夏投靠辽,以辽牵制宋,使宋无法全力对付西夏,战争互有胜负,而逐渐往有利于宋的方面转化。南宋与金的实力相比,起初,金强宋弱,但过了十来年,情况不同了,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双方终于达成和约,宋以岁币了结。后来完颜亮南下,仍以失败告终。总的说来,宋、金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略弱一些。南宋与蒙古相比,军力不如蒙古,这是事实，但惟独南宋坚持抵抗了好几十年,让蒙古可汗死于钓鱼城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呢?以它的实力而言,几乎可以说仅次于蒙古,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难道世界上只容许有一个强国,其他都得算作“积贫积弱”的国家?就像现在,美国是超级大国,英、法等国难道都得列入“积贫积弱”的名单之中?（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衡量国家强弱并非只有“军事”一项

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综合国力。倘若按综合实力分析,宋应当说是超过了辽、金的。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远远超过辽、金,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出现或得到推广的,火药的大量使用是在宋代,造纸、印刷术虽发明已久,但只有在大量使用时,才真正对国民经济和文化发挥重大作用。国民素质比以往的王朝和辽、金都要高,这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上。继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涌现出许多哲学学派:理学、新学、蜀学、心学……。开拓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出现了金石学、古文字学,创造了年谱、诗话、书目解题等新体裁。科举制度的大发展,进士的分布也比以往合理,过去在南方有许多空白点,到宋代都得到了填补,人才的合理分布,对缩小地区差异起了良好的作用。以上说明,如果从综合国力角度考虑,宋王朝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既然“积贫积弱”不能作为宋代的概括，那么这个论调又是如何被提出并深入人心的呢？

近代知识分子基于近代中国遭受的灾难 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到历史上

将宋朝描述成积贫积弱并使之深入人心的，则是近代的一些史学家。面对近代中国遭遇的劫难与屈辱，以及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所暴露出来的贫困孱弱，近代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有些历史学家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到历史上，宋朝就成了他们抒发抗战决心与悲愤心情的一种寄托。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早的书,大概就数1939年出版的钱穆《国史大纲》了,其中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对宋代“积贫”和“积弱”,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949年后国内史学界硬套苏联理论 要将宋代描绘为封建社会衰落阶段

建国后，又有从苏联舶来的“上行下行阶段说”，加深了对宋朝“积贫积弱”说的肯定。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理论认为，封建社会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行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促进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第二阶段为下行阶段，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社会经济停滞甚至倒退。中国历史学界一味盲目学苏联。上行下行阶段说被移植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来，不加论证就把宋代判定为已进入下行阶段，社会停滞。不符合历史实际，不足凭信。（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到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中，明确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来描述宋朝，说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中国史纲要》是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积贫积弱”也因此成为国人对宋朝的一般印象。（吴铮强《宋朝国运真相》，《人民论坛》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