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10日，由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十二期“钱塘公众历史公益讲座”在浙江图书馆初阳书院举行，讲座邀请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为观众讲授“《太平欢乐图》：盛清画家笔下的江南日常生活图景”。以下内容根据讲者讲稿整理而成。

王振忠 资料图

嘉宾简介：1998年起担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以来中国史、社会史、徽学及域外文献研究。

《太平欢乐图》是清代乾隆时代出现的一部图文图书。关于“图文图书”，大家应当并不陌生。所谓图文图书，通俗地说，也就是一部书内，除了文字描述之外，还配了不少相关的图片。最近十多年，图文图书是中国大陆出版界最为流行的一种图书形式。

2000年以后图文图书在中国大陆出版界几乎是铺天盖地。针对这种情况，早在2000年，就曾经有人预言，中国出版界的“读图时代”到了。图文图书的大批出现，或者说是“读图时代”的到来，是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的日趋多元化，人们的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再加上电视、互联网等新的视觉娱乐方式的出现，使得不少人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图文图书能够满足许多人快餐式的阅读消费习惯，这应是图文图书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但实际上，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图文图书的书册形式。本次讲座介绍的《太平欢乐图》，就是清代乾隆时代的一部图册，也可以说是清代的一部图文图书。

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下标题。“盛清”，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指盛世时期的清朝。我们知道，清代有所谓的康乾盛世，或称康雍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中国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尽管也有不少社会问题，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经济和综合国力都朝着向上的方向。尤其是到了乾隆时代，更是清朝的全盛之世。因此，题目中的“盛清”指称的是乾隆时代。这个讲座标题的意思是――以《太平欢乐图》这部图文图书，来研究或者说是展现乾隆盛世时期江南民众的日常生活。

一、《太平欢乐图》的结构脉络

在清朝前期，康熙和乾隆皇帝都曾经六次南巡，也就是从北京到江南一带巡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时，浙江画家方薰将《太平欢乐图》册，通过曾任刑部主事的金德舆奉献给皇帝，结果受到乾隆的嘉奖。主事是刑部司官中最低的一级，金德舆是浙江桐乡人，是位著名的藏书家。据说，方薰原创的《太平欢乐图》画册，进呈内廷后，曾留了一套副本在金德舆家里。由于这套画册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名扬天下，所以金德舆保存的《太平欢乐图》副本，也被世人所重视，周围的朋友争相借阅。这个副本，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被嘉兴的一位古玩鉴藏家陈铣获得。后来，嘉兴画家董棨根据方薰《太平欢乐图》的副本，临摹了一册《太平欢乐图》，这就是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太平欢乐图》，里面包括一百幅的彩色图片。学林出版社在出版这部书时，编者曾经指出：

据笔者查阅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海内外其他大型博物馆、美术馆等收藏资料，现均无方薰《太平欢乐图》正本和副本下落的记载，极有可能已佚。因此，董棨临摹的这部画册，可能是海内孤本，其史料价值是十分珍贵的。

这个说法其实有点似是而非。

事实上，作为一种图册资料，《太平欢乐图》在海内外均不罕见。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一册《太平欢乐图》，为光绪年间刊本，属于普通古籍。复旦大学图书馆也有一部并不完整的刊本，也是常见的古籍。另外，此一版本在1969年和1996年，曾由北京中国书店翻印出版，故而流传很广。看来，《太平欢乐图》一书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内，都并不是什么罕见的古籍。因此，如果说董棨的这个本子（也就是学林版）作为彩色的画册之一，或许自有其价值所在，但在未交代现存刊本来龙去脉的情况下侈谈它的史料价值，显然有点匪夷所思，至少，“海内孤本”实在是无从谈起。因为即使是彩色绘本，在上海图书馆也收藏有董棨的另一种临本。

根据光绪版的序文，光绪十四年（1888年）刊印的《太平欢乐图》，是根据方薰的《太平欢乐图》副本，用石印的方式呈现。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董棨的这个彩绘本（也就是学林版）只是方薰《太平欢乐图》副本的摹本。换句话说，光绪刊本实际上更为原始。

那么学林版《太平欢乐图》与光绪刻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两种版本中，都各有一张图为另一版本所没有。

光绪版的《嘉兴净相寺檇李》是学林版《太平欢乐图》所没有的一幅图。这幅图是光绪本的第45图，其文字说明为：

……檇李产嘉兴净相寺，每颗有西施爪痕。朱彝尊《鸳鸯湖檇李棹歌》云：“徐园青李核何纤，未比僧庐味更甜，听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爪痕添。”即咏此也。徐园青李亦佳，惟不及檇李尤鲜美耳。

该段话的意思是――檇李出产于浙江嘉兴净相寺一带，每颗李子上都有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在上面掐过的指甲痕迹。在清代前期，嘉兴有个非常著名的文人叫朱彝尊，他曾参与《明史》的纂修。在康熙年间，朱彝尊写过《鸳鸯湖檇李棹歌》一百首。鸳鸯湖也就是嘉兴的西南湖一带，这一百首的《鸳鸯湖檇李棹歌》将嘉兴当地的地名、人物、物产和各类典故熔于一体，生动地描述了嘉兴一带的社会风情。因此，在《太平欢乐图》一书中，经常引用朱彝尊《鸳鸯湖檇李棹歌》中的诗句，作为典故，用以说明市井百态和名胜物产。

在这百首《鸳鸯湖棹歌》中，就有上引的那首诗。这首诗写道：徐园这个地方的青李，它的内核很小，但比不上僧庐（和尚庙），也就是净相寺檇李的味道更加甜美。听说那是因为美女西施曾经在上面掐了一下，所以每颗李子上，至今还都留有指甲的痕迹。这首诗所吟咏的，也就是嘉兴净相寺的檇李。朱彝尊接着解释说，徐园的青李当然也很好，只是还比不上檇李那么特别的鲜美。

这幅画及其说明生动地描绘了嘉兴的物产。事实上，浙江嘉兴市的别名就是檇李，这个地名在先秦的典籍《左传》中就已出现。

而这一幅《嘉兴净相寺檇李》，并不见于学林版。

光绪版《嘉兴净相寺檇李》 

学林版《卖柴爿》

而学林版的第85幅《卖柴爿》也不见于光绪版。这幅《卖柴爿》的说明写道：

……《礼记·月令》注：大者可析谓之薪，小者可析谓之柴。

浙江严州、处州万山丛蔽，多产柴。方回《建德府节要图经》序云：山居八，田居二，往往樵薪为业。《括苍汇纪》云：薪竹之饶，民利赖之。

杭、嘉、湖诸郡，乡民率用稻秸给爨，城居者以薪为炊，则取诸负担。

这段文字，首先引证儒家经典《礼记·月令》的注文，即薪和柴二字是有区别的。浙江的严州府、处州府一带，即现在浙江省的西部和南部（淳安、建德、丽水一带），都是山区，多产柴。元代徽州人方回在一部方志（《建德府节要图经》）的序文中指出：建德府也就是严州府，这一带山地居十分之八，田地只占十分之二，所以人们往往是以山林种植和砍柴为生。另一部书《括苍汇纪》也说，括苍也就是处州一带，木材和竹子相当繁盛，百姓也倚赖山林经济谋生。

接着，《卖柴爿》的文字进一步说明杭州、嘉兴、湖州各地民众日常生活中木柴的使用情况。它说：郊外的农民都是用稻秸，也就是稻草秆来烧火煮饭。这显然是因为杭嘉湖平原是种植水稻的地区，秋收之后，就会有大批的稻秸，晒干后可以作为燃料。而城里人则与此不同，他们通常是以木柴作为烧火的燃料。这些木柴，就是从那些将柴担到城里来卖的人那里买来的。这是城乡居民在燃料消费方面的一大区别。

这幅图，不见于光绪刻本。

由此看来，《嘉兴净相寺檇李》和《卖柴爿》两幅图，分别为两种版本所未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个中的原因不太清楚。推测是因为董棨当时并没有拿到《太平欢乐图》的全本，他所看到的本子，少了一张《嘉兴净相寺檇李》。所以只好根据原书的风格，临时加了一幅《卖柴爿》。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推测，是否如此，将来可以进一步研究。

第二，学林版是嘉兴画家董棨根据方薰的《太平欢乐图》副本临摹而成，因此，在构图和画法上与光绪刊本有所差异。

《太平欢乐图》作为图文图书，其说明文字在光绪版中是写在画的旁边，而董棨的摹本则是与图分开，一幅图配上单独的一张说明文字。这是一点明显的不同。

其次，不少图幅在画法上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例如，光绪本的《贩桑椹》图。暮春时节，桑圃中果实累累，乡下人将这些桑椹采摘下来，送到市场上出售。画面上的那个人，右手拿着一个篓子，里面装满了桑椹，左手提着一杆秤，我们注意到，在这里，秤砣是下垂的，而在学林本图18中，则是将秤砣夹在手心。关于秤砣的画法，在《太平欢乐图》的两种版本中，有不少图幅，画法都有很大差别。例如，《太平欢乐图》中有一幅收纱的图，内容是反映江南一带盛产棉花，每家每户都将生产的棉花纺成纱，于是有一些收纱者就挨家挨户地去收纱。这幅图见于学林版的图10，在光绪版中，右边的那个人肩上扛的秤上挂有一个秤砣，而学林本却没有。再如，学林版的图36《里巷贩熟食》，那个正在秤肉的人，秤上也没有秤砣，而在光绪版中，秤上是挂有秤砣的。看来，董棨似乎很不想画秤砣。遇到秤砣，总是想方设法地要把它藏起来，仅此一点，颇可看出彩绘本的偷工减料。

光绪版《贩桑葚》 

学林版《贩桑葚》

光绪版《里巷贩熟食》 

学林版《里巷贩熟食》

类似于此的例子还相当不少。光绪本的《卖酸梅汁》，那个挑担的人穿着衣服比较严实，而在学林本中，则是将脖子后的皮肤露出了一大块。再如，学林版第51图《萤灯》也与光绪版不同。光绪本中人物左手所拿的那一大堆萤灯更为复杂，右手拿着的那个萤灯之下有一个缨穗，而学林版就没有缨穗。再如，学林版第90图《食山楂》，其中的山楂太小，小孩子脖子上套的山楂也相当小，不像光绪版那么大，那么真实。因为图片说明中是说：“其子大如指。”也就是山楂应当有指头那么大。

光绪版《卖酸梅汁》 

学林版《卖酸梅汁》 

光绪版《食山楂》 

学林版《食山楂》

类似于此细节上的差别还有相当不少，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不过，两种版本最大的差别还在于图幅的排列顺序完全不同。根据光绪刊本，我们可以按时序串起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活画卷，而学林版各图的排列顺序则已被打乱，显得杂乱无章。下面简单地分析一下：

学林版中的第一百幅是《吉祥如意万年青》，而这一幅画，在光绪刊本中排在第一幅。那么，到底哪一种排序更为合理呢？我们来看看文字。

《吉祥如意万年青》一幅中的文字如下：

……瑞草中有万年青，叶丛生似带，四时郁葱，今浙人比户珍植，辅以吉祥、如意二草。耆老相传圣祖仁皇帝南巡，幸云林寺，有老僧夙具慧悟，以一桶万年青献，闻之者欣喜忭舞，咸以为本朝亿万年太平一统之征云。

上述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浙江人家中都种植一种小盆景叫万年青。据说康熙皇帝南巡时，云林寺有位很聪明的和尚，将一桶万年青献给康熙皇帝，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认为，这个和尚的马屁拍得很到位，拍得恰到好处，皆大欢喜，这种万年青也是清朝亿万年太平一统的一个象征。

学林版《吉祥如意万年青》

每个王朝都希望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传下去，所以万年青作为一个好兆头，当然是再好不过的选择。很显然，这是对先皇康熙帝歌功颂德的文字，排在首幅理所当然，而不应当排在最后一幅。

对先皇歌颂之后，《太平欢乐图》变按照季节的顺序依次展开，这是光绪刊本的脉络，这显然非常合乎逻辑。

乾隆时代的江南人日常生活

我们就随着光绪本的《太平欢乐图》，来看一看乾隆时代江南人在一年中究竟是如何生活的。

首先是元旦吹箫，浙江人每到元旦，许多人都吹箫击鼓，作为娱乐的一种方式，所吹的箫叫太平箫，所打的鼓叫太平鼓。

元旦过后，很快就到了正月十五，乾隆年间是太平盛世，在江南，大部分的时间也是风调雨顺，在这种背景下，当地的元宵灯市非常热闹，街巷间搭起彩棚，悬挂各种花灯。上面书写着“天子万年”、“天下太平”、“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等字，好一派万民同乐的景象。

人们在元宵佳节吃汤圆，汤圆取岁岁团圆之意。

光绪版《元旦吹箫》《元宵灯市》 

光绪版《元宵吃圆子》

春节过后，读书人开始要努力学习，为功名奔波了。于是，各种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人群纷纷出现在街衢巷陌之间。如湖州府乌程县、归安县的书商，湖州府的笔商，徽州婺源县的墨商等，纷纷背负着行囊，带着书籍、湖笔和徽墨等，走街串巷，跋山涉水，向各地的读书人兜售。

除了这些人之外，路边也有人摆摊，卖起了如昌化石、青田石之类的图章。因为科举考试期间，需要出具各种身份担保，使用图章的场合相当不少。

光绪版《刻图章》《捏泥人》

春天来了，此时人们纷纷外出踏青，杭州人到西湖游玩，一些手工艺人就制作了湖上土宜（如泥孩、花湖船等小玩具）兜售给游人。

春天的浙江，芳草如茵，菜花满地，小孩们往往聚在一起放飞纸鸢（也就是风筝）。据说，春天时放风筝，小孩要张开嘴巴抬头看风筝，这有助于消除郁积在身体中的内热。

当时，有小贩以麦芽糖做成鸟儿、鱼类以及水果等的形状卖给儿童，嘴里吹着像箫一样的竹管，称为卖餳箫。

光绪版《太平纸鸢》《吹箫卖餳》

春天时节，各种时令蔬菜等纷纷上市，如初春的韭芽，因是刚上市，很贵，数十棵就需要十余钱。春笋、莼菜、芹菜也开始上市。还有鱼，人们往往会到江西九江一带购买一些初生的鱼苗，养在池塘里，以备日后的食用。这时，龙井新茶也开始上市。同时，因杭州井水味咸，不可以用来煮茶，所以郊区的村民往往将山泉担到城里来贩卖。

光绪版《初春韭菜》《杭州龙井茶》

春天不仅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时候，也是农村人四处贩卖农产品、进城打工的好时候，于是，在城市乡村，卖小鸡、卖小鸭的人纷纷出现在街头，而且，各地的人也纷纷前来杭州等大城市务工经商，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每到中午，街上就有人卖糖粥，供那些不能在家里吃饭的打工崽吃饱。这就是十八世纪乾隆时代的街头快餐。

光绪版《杭州泉水》《卖糖粥》

杭嘉湖各府都养蚕，其中以湖州府最为繁盛，每当养蚕的季节，就有人担着蚕在市面上贩卖。与这种生产结构相适应，杭嘉湖各府肥沃的土壤都用来栽种桑树，桑叶也同样可以在市场上销售。桑树的果实，也就是桑椹，则是一种珍果，相当好吃，在市场上也可以买到。春蚕吐丝后结茧，不善编织的人都将蚕茧卖出。当然，也有不少人是供自己纺织之用。但缲成的丝，也有不少流入市场。四五月间缲车既停，人们携丝入市货卖。从养蚕、缲丝、纺纱、织布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环节都有很高的商品化程度。部分食物及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具的日渐商品化，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市场的关系愈来愈紧密。

光绪版《卖蚕茧》《卖良丝》

除了养蚕外，农业生产自然也是传统时代的头等大事。浙江在三四月间，人们选择好的种子，以水浸泡，让它发芽，然后播撒到田间，渐长成苗。这种秧苗也是用来出卖的，农民买了这种苗，称为分苗，再将它种在田里，称为插苗。春夏之交正是江南多雨的季节，所以农作时的蓑衣笠帽必不可少。至于肥料方面，原先是用草，将草沤烂作为肥料。但在乾隆时代，人们也到市场上购买菜饼和豆饼用来肥田。

光绪版《卖蓑衣笠帽》《卖菜饼豆饼》

转眼之间，端午到了，人们包粽子，据说有很多人并不自己包粽子，而是从市场上购买，这当然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精细，以及人们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端午节时，人们还买来菖蒲和雄黄，并让小孩头戴艾虎。

光绪版《端午包粽》《小孩戴艾虎》

此后，天气渐渐热了，床上该换草席了，这些草席通常是由绍兴人所织。太阳光的直接照射不仅晃眼，而且也会使室内的温度升高，所以窗帘必不可少。当时，这种窗帘也是用竹编成的。

光绪版《浙江草席》《织帘》

此后，霉雨季节接踵而至，出门必须要一把纸伞。同时，闷热的天气让人实在受不了，所以各种夏令用品纷纷登场。不仅是用的，如折叠扇、油纸扇之类的扇子，凉鞋、鹅毛扇等，还有吃的夏令消暑饮品--酸梅汁，以及西瓜等各种各样的水果。关于夏令水果，《太平欢乐图》中列举了西瓜、杨梅、槜李和莲藕等。

光绪版《卖酸梅汁》《卖西瓜汁》

夏天是萤火虫出没的季节，浙江人用绛纱，也就是深红色的纱布，做成像灯一样的小笼，里面放一些萤火虫，称为萤灯，供小孩子玩耍。

由于天气热了，人们可以下水作业，于是就有人下河取灰土，据说将这些灰土放在炉中烧，可以得到一些银硃（银硃是指一种鲜红色的颜料，也就是红色硫化汞），这种营生就叫做淘沙。

光绪版《淘沙》《萤灯》

当时，人们在劳作之余，也不忘休闲娱乐，颐情养性。如养一些金鱼、画眉、鸽子之类。

尽管天气炎热，但平头百姓还是要在烈日下劳作。如浙江造房子用的砖瓦主要来自杭州、嘉兴一带，所以也有人挑着砖瓦在街上兜售。在街头，还有箍桶的，磨铜镜的，修补锡器的，为人鼓铸铜勺的，卖鸡毛掸的，卖瓷器的，担卖古董的，卖碑帖的。这些市井上的各种生意，很值得关注。比如说修补锡器的那一幅，说明中提到：“广州锡器最擅名，顷浙江亦能仿照。”明清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相当发达，所以广州往往能引领全国的时尚。在清代，“广”字是一种精致、时髦的代名词，广州锡器就是一种时尚的日用品。原先，此类锡器只有广州可以制作，但到清代前期，浙江也能仿造了。

光绪版《卖砖瓦》《箍桶》

在描写了市井百姓的劳作之余，《太平欢乐图》也没有忘记读书人的活动。在唐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餐具炭火等都需要自己准备。宋代以后，这些东西都是由官方提供。不过，参加考试的士子自己仍然要带些果品、糕点之类的。到了清代，人们赶考时还要带插蜡烛用的烛墩，用来磨墨写字倒水用的水注，以及用来盛放糕点、果品的竹篮。所以，就有一些商人专门兜售这些东西，其地点就在科举考试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贡院的东西桥一带聚卖，称为赶考市。所谓赶考市，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做考试生意。

光绪版《碑林拓片》《赶考市》

《太平欢乐图》考证说--从唐代开始，举子考试，到了傍晚就给蜡烛，每天晚上给三条蜡烛，后代沿袭这种做法，让举子挑灯夜战。所以每到乡试之年，在考场附近就有人卖考烛，称为三元烛。它的意思当然是连中三元，即连中解元、会元和状元。

光绪版《香市卖烛》《插解元草》

乡试考举人时，还有一些风俗，如买青蒿插在自己帽子上，作为簪花之兆，也就是作为中举的好兆头，这种青蒿就被称为解元草。这里有一个典故。因为乡试的第一名称为解元。《诗经·小雅》中有一句叫“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蒿，也就是青蒿。《鹿鸣》是《诗经·小雅》的篇名，是贵族的宴会诗，宴请群臣时嘉宾所用的乐歌。到了明清时期，乡试放榜的第二天设宴，唱《鹿鸣》这种乐歌，通常是以巡抚主持这件事，届时，新科举人都要来参加宴会，称为鹿鸣宴。所以民间就用插青蒿来作为中举的兆头。

在乡会试之年，有《题名录》出现，题名录也叫《登科录》，也就是中举的人的花名册。当时，乡试揭晓之日，所有的人都在榜前聚集，住得比较远的人，就拿市面上印行的题名录来传看，如果看到自己认识的人中了举，往往就很高兴指给别人看，据说那是很光彩的一件事。

科举登科，也就是科举考试成功，对此，比较文雅的说法是蟾宫折桂，也就是到月宫里折下了桂枝。在《太平欢乐图》中，谈完登科录之后，紧接着就画了杭州人在七月初卖桂花。这种起承转合相当自然，说明《太平欢乐图》的各个图幅之间，的确有着内在的一种脉络。

光绪版《乡试题名录》《八月赏桂花》

此后，日子很快到了中秋，八月十五，民间以月饼相互赠送，也是取团圆之意。月饼有各种名色，如桂花饼、枣儿饼、豆沙饼等。

光绪版《中秋月饼》《食山楂》

到了秋天，山楂也登场了，山楂又称山里果。这时，郊外农民又采摘野菊，将它焙干，卖给人们泡茶喝，称为茶菊。直到现在，杭白菊还相当有名。

光绪版《杭白菊》《重阳食栗糕》

到了九九重阳节，要食重阳糕，很快的，湖蟹、江蟹也上了餐桌。持螯赏菊，这是金秋时节的风俗，于是街上也就有了担卖菊花盆景的人。

光绪版《江蟹》《品字菊》

此时，柿子也上市了。

可能是重阳以后直到年终，似乎没有更多的岁时节俗或时鲜物产可以展示，再加上这时是秋收之后，农民又开始出外找活，所以接着又穿插着一些没有季节特征的市井营生，如卖豆腐，卖田螺、蛤、蚬的，卖油的，零星卖盐的，提着杂货篮卖杂货的小货郎，嘉善卖陶器的，钉秤的，做木工的，卖蒲团的，卖竹器的，为人修治匙钥铰链的小炉匠，做鞋的，买苕帚的，到建筑工地打工的，弹棉花的，种树的。

光绪版《田泽田螺》《浙江卖油郎》

此时，在杭嘉湖的乡村和市镇中，还有收纱、卖棉布的。

光绪版《收纱》《卖土布》

随着市井营生的繁荣，饮食业也相当发达。有走街串巷的熟食担，这些熟食担上的熟食，也是挑担者从固定的熟食作坊中买来的。

光绪版《里巷贩熟食》《种树》

秋冬之际，橘子上市，其中以衢州的橘子最为著名，有绿橘、红橘、狮橘各种，香味俱佳，市贩者称为衢橘。这时候，也正是猎人进山打猎、捕捉鸟兽的最佳时节，浙西的衢州府、严州府地处山区，是打猎的好去处。杭嘉湖平原地处水乡，只有海宁县的山鸡、德清县的黄雀最好，偶尔也会有一种像鹿但又比鹿小的麂，猎人捉到后，买到市场上去，称为野味。

光绪版《衢州名橘》《野味》

此后又穿插着一些日常营生，有买菜的，还有卖梅树盆景的。

接着很快到了腊月，天气冷了，要烤火，所以浙江市面上出现了卖松盆柴的，还有的是将炭捣碎成粉末，用米汤想办法将它弄成团，称为欢喜团。到除夕时放在盆子中烧，周围再用柴火围起来，一家老少围坐在炭盆前娱乐，取吉利的意思，称为瑞炭。

天气冷了，取暖烤火的工具也上市了，这就是薰笼，也叫焙笼，这在现在的一些农村还时常可见。

光绪版《除夕瑞炭》《竹编焙笼》

腊月二十四日，是中国人的祭灶时节，灶王爷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人们为了让他说好话，所以要准备一些食物，尤其是粘乎乎甜蜜蜜的糖，如麦芽糖，用以粘住灶王爷的嘴巴，因此，腊月二十四日，浙江当地有沿门兜售麦芽糖的。

到了腊月，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人们用红纸写对联贴在门上，称为春联。市场上当时也有专门写春联来卖的。

光绪版《卖糯米花糖》《除夕写春联》

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之夜，家家户户买五色画纸粘在墙壁窗户上，这些五色画纸上的图案往往是《太平有象》、《眉寿福禄》、《和合如意》等图案，总名为《欢乐》。

《除夕欢乐图》

从上述对《太平欢乐图》的逐幅解释来看，《太平欢乐图》一书始终强调的是“太平”二字。第1幅的万年青，其寓意就是“本朝亿万年太平一统之征”。第2幅元旦吹箫击鼓，所吹的箫叫太平箫，所击的鼓叫太平鼓。第3幅元宵灯市中，各色花灯上写的字，也是“天下太平”。第10幅《太平纸鸢》，浙江人在春天时所放的风筝，也制成“太平春景”四个字。第100幅说除夕时人们在墙壁和窗户上贴的五色画纸，其中就有《太平有象图》，这与开篇的“本朝亿万年太平一统之征”头尾遥相呼应。这是《太平欢乐图》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太平欢乐图》中各个图幅的排列顺序，显然是以一年四季的自然变化为脉络。学林版《太平欢乐图》的第二幅《除夕欢乐图》，实际上应排在光绪刻本中的最后一幅。根据前述对光绪刻本的分析，《太平欢乐图》的总体脉络是以季节为序，《除夕欢乐图》被列为第一百幅，也就是最后一幅显然更为合理。这与清代前期出现的不少民俗著作颇为类似。关于这一点，就如《清嘉录》，《清嘉录》是清代道光间苏州文士顾禄的著作，此书以十二月为序，记述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

反观学林版《太平欢乐图》，整本书的排列极为混乱，如第20幅《元宵灯市》，本应排在第3幅；第74幅《元宵吃圆子》，本应排在第4幅。这除了正常的时序外，光绪本对于一个节俗的介绍前后也相当完整，如果按照学林版的排列顺序，则各个节俗相互分割，如前面的元宵节俗，分别列在全书的不同部分，类似的例子很多，在此无须赘言。总之，学林版的《太平欢乐图》整部书缺乏正常的脉络。我以为，作为画册，学林版的《太平欢乐图》，应当是在辗转流传、摹写以及重新装裱的过程中，而发生了严重的错乱。这种错乱，在18、19世纪之交的嘉庆年间就已经出现。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做过专门的研究，这里不再展开。

总之，关于《太平欢乐图》一书的排列顺序，应以光绪的刻本为标准。

二、《太平欢乐图》的作者及相关人物

光绪刊本前有光绪十四年（1888年）钱塘吴氏序：“图为金鄂岩比部倩方先生兰坻所绘，凡百叶，各附以说，出赵味辛、朱春桥诸公手笔，鲍先生以文题以《太平欢乐》。乾隆五次南巡，进呈御览，蒙恩给缎疋，事载《桐乡县志》。”

也就是说，《太平欢乐图》是一个叫金鄂岩的人，让方兰坻画的，一共一百幅，旁边有说明，这些说明，出自赵味辛、朱春桥等人之手，鲍以文将之题为《太平欢乐》。乾隆第五次南巡时，金鄂岩将它进呈给皇帝，受到恩赐，这件事在《桐乡县志》里有所记载。

这个序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有三位，一位画家方兰坻，二是金鄂岩比部，第三个是鲍先生以文。以下分别简单说明。

1、画家方薰

方兰坻即方薰，根据一般的说法，他是浙江石门人，其实，其人是来自徽州的画家。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余霖所纂《梅里备志》卷5《流寓》中有一段记载：

方薰，字兰坻，一字懒儒，号樗庵，石门布衣。先世自歙迁石门，父梅，工诗画，号白岳山樵，杨谦尝为作家传。薰生而敏慧，十五岁即随父历三吴、两浙，与贤士大夫游，亦以画名于时。后侨寓禾中梅会里。父殁，假馆桐乡，历主程氏及金氏，又主濮院濮珊园家。以累世未葬，积馆谷，卜地于桐乡郭公桥。

《梅里备志》是有关浙江嘉兴王店镇的一部方志，作者余霖是清末民国时人，祖先来自徽州休宁，是嘉兴当地的名医。根据他的描述，方薰的祖籍也出自徽州。方薰的父亲自号“白岳山樵”，而“白岳”则是徽州道教名山齐云山的别称。无独有偶，余霖的父亲余楙，著有《白岳庵医书五种》、《白岳庵诗话》、《白岳庵杂缀》和《白岳庵印说》等。这些，都明确表示他们也出自徽州。在乾嘉时代，徽州除了有大批盐、典、木商活跃于东南繁华都会，还有许多医卜星相画师百工出没其间，后者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徽州。他们的后裔后来也就定居在当地，余霖、方薰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除了方薰之外，《太平欢乐图》涉及的其他两个人，其中之一是

2、金鄂岩比部

“比部”是对刑部司官的一般称呼，金鹗岩做过刑部主事，所以雅称为“比部”。

与方薰类似，金德舆也与徽州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祖先来自休宁七桥。据光绪《桐乡县志》记载：金德舆七岁就能赋诗，为人嗜好读书，考求金石图史，收藏名人翰墨，兼工书画。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南巡，因奉献《太平欢乐图》册、宋板《礼记》等书，蒙恩赏给缎疋。后来宦游京师，喜结纳当世贤士大夫，率以风雅相高，数年告归，筑桐华馆于桐乡，延致四方名流，极谈宴唱酬之乐。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德舆出身商人世家，他家建有桐华馆，收藏有大批的法书名迹及宋刻本，是乾隆时代浙江著名的藏书楼。而方薰则是他招养的门人食客。

此外，与《太平欢乐图》相关的另一个人是

3、鲍先生以文

“鲍先生以文”，就是乾隆时代著名的徽商鲍廷博。

鲍廷博，字以文，徽州歙县人。他的父亲因经商来到浙江，最早是侨寓杭州，后来迁居桐乡县青镇东乡的杨树湾。鲍廷博好古博雅，喜购秘籍，为清代前期著名的藏书家，编有《知不足斋丛书》。方薰的论书画数种，就刊入鲍氏的《知不足斋丛书》。另外，在方薰的一些画作上，也多见有鲍氏的唱和诗文。鲍廷博手校书卷末，多有“红袖添香夜勘书”小印，极富情趣。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鲍氏曾献家藏古籍善本六百余种，受到乾隆皇帝嘉奖，获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鲍廷博与金德舆的关系极为密切，据光绪《桐乡县志》记载，金德舆与鲍廷博经常在一起喝酒，最后一次，喝到后来，金德舆突然将酒杯扔在地上，鲍廷博赶忙叫他，却发现他已死了。真可谓一醉方休的生死之交。

综上所见，上述三人都是徽州出身：金德舆祖籍休宁，画家方薰祖籍歙县，是金德舆招养的门人，而徽商鲍廷博也出自歙县，他是金德舆的好友。《太平欢乐图》一书从选题策划至创作、题名，再到最终奉献给乾隆皇帝，是他们三人共同的杰作。

在清代，康熙和乾隆都先后六次南巡，南巡沿途，各地文人纷纷奉献珍玩古籍图画，这已成了一种惯例。以康熙皇帝的第五次南巡为例，现保存在汪康年《振绮堂丛书初集》中的《圣祖五幸江南全录》就记载：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六日，皇上开船过高邮州，……至晚，抵扬州黄金坝泊船。有各盐商匍匐叩接，进献古董、玩器、书画不等候收，扬州举人李炳石进古董、书画不等，上收《苏东坡集》一部。

四月二十二日，有舒城县监生沈弘祚跪献万年有道颂册页。

二十三日，……江宁县陈进献古董册页并鹦哥、画眉、八哥各笼架。又有上江各府贡监生童名士人等，赴行宫进献诗赋册页。

汪康年是杭州人，有“晚清中国报业第一人”的称呼。他的祖籍是徽州黟县宏村，宏村也就是现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黟县宏村。从乾隆时代起，汪氏家族就在杭州建有振绮堂藏书楼，这个藏书楼非常有名，与前面提到的浙江桐乡县金德舆的桐华馆，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藏书楼。汪康年家族在杭州从事典当业，他曾刻有《振绮堂丛书》，《圣祖五幸江南全录》就是收录在《振绮堂丛书初集》中的一册，主要内容是对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的真实记录。其中提到康熙皇帝沿途收受各级官员和百姓奉献的礼品。这种情况，到了乾隆时代，更是屡见不鲜，有的人因此而飞黄腾达。就以桐乡县为例，画家金廷标是桐乡望族，他的父亲金宏会画泼墨山水，金廷标得其家传，学习花草士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南巡时，他画了十六阿罗汉献给皇帝，被招入皇家画院，为皇帝作画。据说，乾隆每次看过他的画作，都会做诗称赏。后来他去世了，乾隆皇帝不仅做诗纪念，表达惋惜之意，而且还下令将他以前所作的画全部装裱，收入《石渠宝笈》。《石渠宝笈》是乾隆、嘉庆年间著录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的大型文献。因此，金廷标的生平际遇受到世人的羡慕。光绪《桐乡县志》卷首就发过这样的感慨，说乾隆皇帝为金廷标的画题诗多达一百六十首之多，金廷标不过是桐乡这样一个偏隅小县的读书人，因为有一点小小的技艺，供奉内廷绘事，他的著作就被收入《石渠宝笈》，姓名也列在皇家的御屏之上，真可谓是幸运啊！

事实上，类似于金廷标这样的人，在康乾时代相当不少。因此，金德舆将《太平欢乐图》奉献给乾隆，也是希望能博得皇帝欢心，为自己带来赏赐。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这是从古到今许多中国文人最高的追求。

三、《太平欢乐图》展现的江南日常生活图景

《太平欢乐图》反映的是杭嘉湖一带民众的日常生活。我们知道，明清时代，苏松杭嘉湖是“江南”地区的核心地带，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这里是长江三角洲的所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百姓的生活最为富裕，社会经济最具活力，是中国的黄金地带。

《太平欢乐图》展现的正是十八世纪江南社会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

首先，我们来看看《太平欢乐图》对城市中芸芸众生的刻画：

1、城市芸芸众生

当时，由于城市商业的繁荣，有许多外来务工经商的人聚集在城市内。对此，《太平欢乐图》记载说：

……浙江频岁以来，屡逢大有，筑场纳稼之际，有负杵佣舂者，比户登登，闻声相庆。《东观汉记》：梁鸿于皋伯通家赁舂。《汉书》公沙穆为吴祐赁舂，力役之事，贤者为之，遂为佳话。

这段话是说，清代前期，特别是乾隆时代，数年以来，年成一直很好，人们有了钱，于是就会有一些兴作，这时候就有其他一些人带着工具前往帮忙，受雇佣，出卖劳动力。这段文字接着引《东观汉记》和《汉书》中的记载，说古代一些著名的人，如梁鸿、公沙穆那样的贤人，都曾经为人赁舂。梁鸿是东汉文学家，与妻子孟光隐居于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后来到吴地，为人佣工舂米。每次回家时，他的妻子孟光为他准备饭菜，都要举案齐眉，以示敬爱。这就是称夫妇相敬相爱为“举案齐眉”的典故之由来。《太平欢乐图》举梁鸿等人的例子说明，受人雇佣、替人干体力活，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按现在的话说，古代的贤人，实际上也干过一些民工的活，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图54《箍桶》：

……今规木为圆，以篾箍之，亦曰桶。箍桶之技，匠之末技也。然可以代耕，人亦习之。《谈薮》云：二程子入蜀，至大慈寺，见箍桶者口吟易数，就揖之，质所疑，酬答如响，此儒而业于匠者也。

光绪版《箍桶》

作者认为：箍桶是手工匠人最一般的一种技艺，但它却可以用来谋生。理学家程颐、程灏有一次到四川，在大慈寺，就曾向一位箍桶匠请教，其实箍桶匠中也有一些读书人，也就是说，与前面赁舂一图的说明一样，作者认为，箍桶匠中也有的是贤者为之。由此可见，在《太平欢乐图》的作者看来：力役之事，贤者为之，他并没有表现出对下层劳动者的轻视，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或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才有兴趣对民间的三百六十行作了细致的观察，并将他们的形象生动地记录下来。关于这一点，可能与方薰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方薰为人多病，身体残疾，无法参加科举考试，故而只能在绘画上精益求精。大概是除了画艺之外身无长物，方薰在经济上颇为拮据，直到中年以后才入赘梅里王氏，后来僦屋居住在桐华馆附近，与主人金德舆似乎有着相当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或许是长期寄人篱下，方薰显得颇为敏感，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也相当细致入微。方薰别署“御儿乡农”(方薰居住的浙江石门（崇德），古称御儿)，此一自号是说自己实际上是石门地方上的一位农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方薰熟谙民间疾苦，他在内心深处颇能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推想，《太平欢乐图》对民间日常生活的生动展示，恐怕并非偶然的巧合。

除了箍桶匠外，《太平欢乐图》中，还有不少反映市井营生的画面。我们不妨再举个例子，如卖油郎。

光绪版《卖油郎》

明代话本选辑《今古奇观》第28回，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写的是名妓从良的故事，内容说的是一位叫莘瑶琴的女子初入青楼时，即抱定了从良之决心，数年的青楼生活，她一直在物色合适的从良对象。最后，卖油郎秦重以异乎寻常的痴心，深获莘瑶琴的芳心，这位花魁娘子终于以身相许。小说中的卖油郎，是临安城（今杭州）清波门外一开油店的朱十老过继来的小厮，原是从汴京（也就是开封）逃难而来的，后因油店内的人事纠纷，秦重成了走家串户的卖油郎，人称秦卖油。在《今古奇观》中，卖油郎秦重的生活时代，是以南宋的杭州城为其背景。其实，小说反映的年代应是明代。因此，走街串巷的卖油郎形象，从明代以来应当是随处可见。所以《太平欢乐图》中就有一幅浙江卖油郎的图画，他挑着菜油、麻油、豆油这三种食用油，在街衢巷陌间向市民兜售。

十七世纪以后，由于生存竞争的日趋激烈，分工协作愈来愈精细、严密。在江浙地区，某种职业与人群紧密相联，成为一种新的现象。当代的不少职业，至少已沿续了数百年。如路边刻图章、弹棉花的，在《太平欢乐图》中就有反映。以刻图章为例，中国最早的图章一般是用铜铸成的。到了元代，才开始用石头刻图章。从《太平欢乐图》中可以看出，清代前期浙江人在路边摆摊刻图章，应已蔚然成风。这样的图景，现在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只是刻章人的服饰发生了改变而已。

学林版《刻图章》

类似于此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在《太平欢乐图》还有很多。例如，对于杭嘉湖一带的饮食，《太平欢乐图》中也有诸多描述。

2、饮食

前面曾提及市场上在中午时分所卖的糖粥，主要供应那些不能在家吃午饭的人，这实际上是相当于现代都市中为满足务工经商者的快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的巨大。

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蔬菜是人们日常佐餐之必备。以西湖莼菜为例：

……《萧山县志》谓莼出湘湖，味胜他产。其实湘湖无莼，皆从西湖采去，浸湘湖中，一宿乃愈肥耳，非产自湘湖也。阅《耕余录》曰：莼菜生松江华亭谷，武林西湖亦有之，其味之美，香粹滑柔，略如鱼髓蟹脂，而轻芬远胜，其品无得当者。

这里，首先引证《萧山县志》的说法：湘湖是出产莼菜的，味道比其它地方的莼菜要好。但《太平欢乐图》的解说则指出，其实湘湖的莼菜，都是从杭州西湖采来的，然后泡在湘湖里，过了一个晚上，就变得更肥了，并且被人当作是湘湖所产的莼菜。这个记载很有意思，他说，萧山湘湖的莼菜虽然有名，但它实际上并不出产莼菜，而只是将从西湖运来的莼菜加工了一下而已。这就像现在江苏的阳澄湖大闸蟹很有名，但市面上的很多蟹并不产自阳澄湖，而是将其它地方的蟹运到阳澄湖养在水里，然后以阳澄湖大闸蟹的名目卖出。

当时，莼菜之类的蔬菜，也是通过走街串巷的菜贩来销售。

学林版《西湖莼菜》

除了蔬菜外，杭嘉湖地区地处水乡，当然还有许多水产。如蚌壳类的水产品，还有螃蟹，都是别具风味。其中，西湖蟹最好，但湖蟹难得，市面上所能买到的，都是江蟹而已。

秋风渐起，黄叶飞舞，菊黄蟹肥，人们持螯赏菊，这是一大乐事，也是国画中的一种意境。人们把金秋时节的吃蟹、饮酒、赏菊、赋诗，作为岁时节俗中的一段闲情逸致，赏心悦目的一种风雅之事。直到当代，这种金秋食蟹的风俗仍然盛行不衰。

此外，在人们的日常餐桌上，鱼类自然少不了。浙江省境内河流众多，湖泊星罗棋布，东面又靠海，所以鱼类并不缺乏，比较有名的如六和塔江的鲥鱼，太湖的白鱼，苕溪的鮆鱼。《太平欢乐图》指出：清初以来，市面上所卖的鱼大多是鲢鱼，据说鲢鱼的鱼种出自江西九江。这些鲢鱼的鱼苗买来时细如发丝，将它们养在池里，用草饲养，就会逐渐长大。这段文字说明揭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鱼苗的人工饲养及其商品化倾向。

除了日常饮食外，当时人对于野味也情有独钟。野味主要来自衢州、严州的山区。中国人素有“家花不如野花香”的心理，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仍然希望别出心裁。当时的野味除了山鸡、黄雀、麂子之类的，也有人喜欢吃果子狸。果子狸曾被认为是“非典”的元凶，但在传统时代，它却是餐桌上的重要野味，如徽菜中就有红烧果子狸，非常有名。

学林版《野味》

除了鱼肉类蛋白质外，水果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太平欢乐图》中有不少四时鲜果。如夏天的西瓜、杨梅、桑椹。有些水果还制成各种酱，并调制成夏令饮品。如夏天卖的酸梅汁，就是由梅酱调制而成。

此外，《太平欢乐图》中还有不少画幅，反映人们的

3、休闲娱乐

前面讲过，盛清时代，杭嘉湖一带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当时的人们非常注重家居装饰，在住宅中，盆景的运用是普遍现象。如将万年青这样的瑞草，或兰花、灵芝、菊花、桂花、梅花等，栽在家中，或栽在小盆子里，然后被人买去，放置在几案间以供雅玩，营造出一种水边篱下的情调。

适应人们这种家居装饰及休闲娱乐的需要，当时人对花卉的栽培采用了类似于温室栽培的方式。杭州府的余杭县、富阳县都是产兰花地方，叶子很细，与建兰不相似。每年腊月时，就有人挑着这些兰花来卖，叫瓯兰花。它的栽培方法是将兰花中花蕊繁盛的，放到烟霞岭的水乐洞中，当时，虽然洞外是冰天冻地，非常寒冷，但洞内却是相当温暖如春，所以过不了几天，兰花都绽然盛开了。

学林版《种兰花》

这种将兰花置于山洞中的做法，与现代温室栽培的技术颇为类似。

除此之外，人们还饲养金鱼以及各种鸟类，并在春天时外出放风筝，这些，也成为普通民众休闲娱乐、颐养身心的一种方式。

4、节日民俗

节日是烘托民众生活气氛的重要机会，《太平欢乐图》中自然少不了有关岁时的画面。如祭灶、写春联、除夕烧瑞炭、元宵灯市、端午节习俗等。在岁时节日中，特别的饮食是节庆的重要内容。如祭灶时人们要吃麦芽糖，元宵时要吃元宵圆子，端午节时要吃粽子，八月中秋要吃月饼，重阳节时要吃栗糕，等等。

此外，《太平欢乐图》中还有不少反映

5．江南科举与文风（的画图）

杭嘉湖一带是中国文风最为兴盛的地区，《太平欢乐图》中也有不少反映科举考试及其士风民俗的图幅。如前面讲过的赶考市、三元场烛、插解元草、题名录等，都反映了科举制度下的民风士习。

与科举的兴盛相关，江浙一带读书、藏书之风相当浓厚，故而书商极为活跃，《太平欢乐图》中有湖州乌程、归安县的书商，不仅在各地开店，而且还背着书包到处卖书。其实，在清代，湖州的书船也相当有名。这些湖州书船，“南至钱塘（也就是杭州），东抵松江（今上海一带），北达京口（今镇江）”，奔走于士大夫之门，搜访奇书。江南的一些藏书家如鲍廷博（也就是将这个图册命名为《太平欢乐图》的那位徽商），就与这批书商过从甚密。

这批湖州书贾船只，不仅与江南各地的藏书家过从甚密，而且还将大批的图书销往日本和朝鲜。销往日本的图书是在嘉兴府平湖县的乍浦出口，运往日本的长崎。而销往朝鲜的图书，则是运过镇江，沿河抵达通州张家湾，进入北京琉璃厂书肆，再由朝鲜燕行使者购得，运往朝鲜。

此外，《太平欢乐图》中，还提及与科举有关的一些文化用品，如湖笔和徽墨。以徽墨为例，《太平欢乐图》中有“新安墨”一幅，画面中一位头戴暖帽面朝左看的清人，左手拎一包袱，右手捧着一盒徽墨。其中的说明写道：

……徽州之新安墨盛行于浙，凡携箧走书塾觅售者，新安墨也。

这是有关徽州墨商的一条极为生动的资料。

我们知道，徽墨是文房四宝之一，从明代开始，徽州墨业极为发达，当地有很多人都擅长于制墨，甚至有“家传户习”的说法。而到了清代，徽墨更是闻名遐迩。当时，墨商的出身地主要是徽州府的歙县、休宁、绩溪和婺源诸县。清代的贡墨由歙县包办，文人自制墨也大多由歙县墨家代造，当地的徽墨具有质地上好、隽雅大方和装潢精美的特点；休宁墨的特点是华丽精致，雅俗共赏，特别迎合附庸风雅的富商大贾之口味；而婺源墨则大部分比较粗糙，主要是面向普通民众。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有一篇回忆“旧式商贩”的短文这样写道：

少时曾见肩贩商，有安徽徽州属之笔墨商，浙江绍属之兰花商，青田之青田石（刻图章石）商，皆徒步千里，沿途成交者。徽之笔墨商，肩落货物，沿新安江入浙至浙江九县。又有经绩溪、宁国入长兴、吴兴至浙者。至一地暂住，藏笔墨于蓝布袋中，此袋前后置物搭于肩上，沿途叫卖，早年乡居于学塾门首，每从此购笔墨。货售毕再进当地之货物，步行返歙。（《梓室余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五月版，页六O）

陈从周先生是杭州人，生于1918年。从《太平欢乐图》中可见，那位“携箧走书塾觅售”的墨商，左手拎的正是一个蓝布袋。由此可见，自十八世纪的乾隆时代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民国初年，在浙西一带走街串巷的徽州墨商可谓络绎不绝，“新安墨盛行于浙”，百余年间均未曾改观。陈先生在上文中提及的绍兴兰花商人，青田的青田石商人，在《太平欢乐图》中也有描述。

除了新安墨外，《太平欢乐图》中的不少图幅，对于江南民俗的考镜源流都颇有助益。如茶菊一幅，说人们采野菊焙干，用来泡茶，由此可见杭白菊的历史源远流长。又如，吹箫卖饧的饧箫，在《诗经》中就有记载，从先秦到当代，吹箫卖饧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读书风气的浓厚，也使得江浙一带近视的人数颇为可观。当时，各村镇有小商贩提筐售卖荷包眼镜：

今村镇间有提筐售卖荷包眼镜、并牦梳、牙刷、剔齿签之类，琐细俱备，号杂货篮。

走村串户的小贩手中提着小筐，里面放着荷包、眼镜、头梳、牙刷和牙签等。这种提在手上的杂货篮，说明从明代传入中国的眼镜已非常普及，成了一种地摊货，价格也相当便宜。

此外，《太平欢乐图》中还有不少反映

6、农民生活（的画卷）

《太平欢乐图》中，有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画面，从中可见农民的辛勤劳作。如图《卖蓑衣笠帽》，说农民在布谷鸟叫之后，便开始了田间的辛勤劳作。在田间耕作，需要肥料。《太平欢乐图》第7幅《肥田的菜饼和豆饼》，提及当时用作肥料的菜饼和豆饼，农民往往是从市场上买来。

学林版《卖蓑衣笠帽》

学林版《肥田用的菜饼豆饼》

我们知道，到了盛清时代，豆饼用作肥料开始普及，江南各地的农家将其作为肥料广泛加以利用。而作为商品肥料的豆饼的大量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应当反映了当时较高的农业商品化程度。

其实，在江南农业生产的诸多环节中，商品化的现象随处可见。在农耕中，秧苗是有人专门培育，然后卖给农民用于插秧。除了农作物外，家禽的饲养，同样也存在着商品化的现象。有专门的雏鸭、小鸡出卖。

学林版《杂货篮》

江南的家庭生产结构是男耕女织，除了农耕外，织布也是重要的生产活动。在养蚕、纺纱织布中，也同样存在着商品化的现象。

结语

综上所述，透过《太平欢乐图》，我们看到了乾隆时代杭嘉湖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画面。乾隆时代是中国的盛世，贫富分化亦极为悬殊，当时，东南各地的商人极为奢侈豪华，当时人认为，富商大贾的夸奢斗富固然是社会生活中的陋习，但也有利于财富的分散。对此，乾隆皇帝就曾指出：

富商大贾出有余以补不足，而技艺者流藉以谋食，所益良多。使禁其繁华歌舞，亦诚易事，而丰财者但知自啬，岂能强取之以赡贫民！

乾隆皇帝的说法是：有钱人拿出一点钱来消费，那么靠手艺过活的人就能够谋生。如果我下令禁止那些富人奢侈消费，当然很便当，但有钱人如果都很节俭，我们难道能将他们的财产强行拿过来，用来赡养穷人吗？

他的意思是说，社会的奢侈消费，是有利于养活更多的人，按照现代的话说，是消费创造了就业机会。所以，当时在扬州，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三月烟花古所云，

扬州自昔管弦纷。

还淳拟欲申明禁，

虑碍翻殃谋食群。

三月烟花下扬州，这历来被看作是奢侈的一件事。诗歌写道：扬州历来就是歌舞升平的一个地方，本来想明令禁止这种奢侈消费，以返朴归真，提倡淳朴的风俗，但又害怕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会影响到众多依靠服务业谋生的那些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德舆将《太平欢乐图》献给了乾隆皇帝。他在《呈太平欢乐图原奏》中指出：

臣读《汉书食货志》曰：余三年之食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韩诗外传》曰：世之治也，黎庶欢乐，盖世治则时和，时和则景福攸臻，嘉祥迭应，人无俭岁之虞，户有丰年之乐，是故观民之欢乐，足以知时之太平。观时之太平，足以知民之欢乐也。

金德舆说得非常辩证，说看到百姓的欢乐，就知道天下的太平，而看到天下的太平，又足以知道百姓的欢乐，他说自己看到乾隆时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仓廪实而财用饶，士歌于塾，农忭于野，商贾欢讴于衢路，万汇繁滋，四民欢业，熙皞之象”，也就是社会欣欣向荣、非常兴盛的样子。这些，都是他亲眼看到的，所以他请人画了《太平欢乐图》进呈给皇帝。换言之，金氏为了表现百姓的安居乐业，所以找人画了《太平欢乐图》。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当社会达到一定富裕程度时，人们才会想到利用民俗的力量来规范社会。由此，《太平欢乐图》引经据典，证以盛清时代杭嘉湖各地的现状，生动地反映了人们的劳作和生活，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翔实的日常生活图景。

光绪本《太平欢乐图》中的最后一幅《除夕欢乐图》，说明文字这样写道：

……浙江岁除，家户买五色画纸粘于壁牖间，其画有《太平有象图》、《眉寿福禄图》及《和合如意》诸图，总名之曰《欢乐》。

光绪本《除夕欢乐图》

所谓《欢乐》，应当也叫《欢乐图》，这在江南一带颇为流行。关于这一点，稍后的《清嘉录》在十二月条下写道：

欢乐图：门厅之楣，或贴“欢乐图”。图皆买自杭郡，以五色为一堂，剪楮堆绢，为人物故事，皆取谶于欢乐，以迎祥祉。案：马如龙《杭州府志》谓之《合家欢乐图》。

《清嘉录》是反映苏州地区社会生活的一部民俗著作，他指出：除夕日，江浙一带的人家都要贴欢乐图，或叫合家欢乐图。

清乾隆时代，多次前往长崎经商的杭州徽商汪鹏，曾与日本文人平泽元恺有过一段对话：

余问：片纸印板彩画，俗呼名欢乐，是耶？

汪曰：彩绘板画章，民间岁除即别易新者，小儿女见之尽皆欢喜，故为之欢乐。

当时，可能有不少这样的印板彩画通过长崎贸易运往日本，为日人耳熟能详，故而平泽元恺向汪鹏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此，汪鹏作了较为细致的解答。及至晚清时期，江南一带的大家族，每年腊月下旬，都要粘贴《合家欢乐图》。

《合家欢乐图》

关于《合家欢乐图》，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就收藏有一幅晚近的中国年画，画面上的男女均盛装艳服，吹拉弹唱，上题“合家欢乐”四字，这或许就是昔日江南民众于除夕之夜张贴的《合家欢乐图》。由此看来，《太平欢乐图》就是在民间日常节庆中的《合家欢乐图》的启发下，将《欢乐图》从“合家”推广到“天下”，企图营造出一种举国同庆的气氛。

《太平欢乐图》之后，描述市井百态的图书尚有不少，这在海外的一些汉学机构（如美国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颇有保存。1999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已故的浙江大学著名学者黄时鉴教授，和美国人沙进共同编著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画册收录了美国碧波地·益石博物馆收藏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外销画，描绘的是广州的市井生活。所谓外销画，也称中国贸易画或洋画，是由中国画师绘制而专供输出国外市场，通常是销往欧美。与后者相比，《太平欢乐图》中的一百幅图，反映的都是在统治者眼中从事正当职业的百姓之安居乐业。而在后者中出现的如演法（走江湖）、卖假药、卖私盐、打卦算命、睇风水、和尚募化、盲乞儿、凤阳乞丐等社会边缘人群，以及一些看上去上不得台面的职业，如换屎精、赌尿娘、卖老鼠药、设鬼（做法事）等，则绝不见于《太平欢乐图》，从这一点上看，难怪《太平欢乐图》会让虚荣的乾隆皇帝龙颜大悦。

《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中的《卖野狸》

不过，尽管《太平欢乐图》不无粉饰太平的成分，但从中也可在很大程度上窥见十八世纪民间的日常生活图景。换句话说，《太平欢乐图》是我们研究乾隆盛世时期江南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