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国史概要》也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而朱元璋是按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顺藤摸瓜来捕人的。等皇帝完成了大逮捕，也不过数百人。直到全文末尾，也不像在这数百人之后又进行了株连逮捕。而且，这数百人中，还有一些人被充军了。所以，被杀的人也就不会超过数百人。所谓的数万之数，很可能是猜测类比之词（其他的几个大案确实杀人很多）。退一步说，明初整个官吏阶层的人数不会太多，而跟空白盖印文书有关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人，朱元璋再狠，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人都杀光，弄得自己在中央做光杆司令。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说，洪武九年“空印狱起，官吏下狱者数百人”，这应该是实际情形。 |
不过，这件案子在惩贪方面并没有多少成效，至多是君主猜疑个性的又一次滥用罢了。当时有一个叫郑士利的生员，他说朱元璋欲严惩空印者，是因为“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明史·郑士利传》）。其实这里说得是客气了点。很多史料记载，朱元璋发现了盖印空白文册的事时，反应是“盛怒”，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为欺罔”。“欺罔”这两个字，不仅仅可以解释为空印者持空印文书欺罔百姓之意，更可以解释为空印者轻视皇权，也就是朱元璋的权威，私下偷懒，擅自盖印。后一解释可能更贴近朱元璋的心理，因为关于空印案的不合理、不合法和它的坏处，郑士利上书朱元璋，讲得是非常清楚了，而朱元璋的反应仍然是“大怒 ”，根本不听劝，怀疑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反而将郑士利罚去劳改了。这种对郑士利的猜疑，也正是郑士利以一个普通生员的身份上书皇帝指斥时事而触怒了朱元璋的一种反映。
空印案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规定，各地都需每年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才可结项。只要数字有一丁点儿对不上，整个文册便被驳回，重新填造，而且必须重新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因往来路途遥远，派员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以备不时之需。这本是上知下晓的一种习惯性做法，也从来没有哪个中央衙门发布命令禁止过。但是，偏偏皇帝朱元璋不晓得。忽然有一年他发现了这个公开的秘密，大发雷霆，便严惩所有他认为有干系的地方官吏。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也被牵连在内而死去。方克勤的儿子就是后来因反对燕王朱棣篡位而被诛十族的“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
众所周知，明代洪武年间发生了许多大案，以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八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的蓝玉案最为知名。有人加上空印案，号洪武中四大案（如孟森《明清史讲义》）。然而，其他三案发生的时间清清楚楚，没有异词，只有空印案发生的时间却存在不同说法。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纲》都说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这是两本较早的大学历史教材，使用非常广泛。近年新出的樊树志《国史概要》却认为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这是一本带有个人风格的教材，在大陆与香港深受好评，也多次印刷。这三套教材的编写者都是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史学专家，而对于这样一件大案所发生的时间却记载歧异，不能不令人迷惑。（汤纲、南炳文合著《明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朱元璋传”均持十五年说。）
空印案发生在明太祖的手里，关于他的传记也应有所记载。有关朱元璋的传记，最富盛名的莫过于明史专家吴晗的《朱元璋传》。这本书吴晗曾经有过四次修改，前后经历了二十年，在史料上当是精益求精。现在通行的就是最后一次的改本，这个改本由两家出版社印行多次，坊间均可见到。在这本传记里，吴晗指出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是在洪武十五年。这可能就是空印案十五年说的来源。查手头常用的《辞海》（1989年版，1998年第17次印刷，印数近98万），有“空印案”词条，就写明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999年版 2002年印《辞海》同此。）《辞海》中“空印案”条文很可能是参考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从一个用词上可以得到说明。当时，户部要考核的名目，据《明史.郑士利传》是“钱谷册书”。在比《明史.郑士利传》更早的方孝孺所作《叶伯巨郑士利传》（以下简称《叶郑传》，收入《逊志斋集》四库本）里，这个名目作 “钱谷策书”。二者记载应该是相同的，但《朱元璋传》里则说是“钱粮、军需等款项”。“钱粮”约等于“钱谷”，“军需”是否等于“册（策）书”，就很可疑。（郑士利的上书中，先言“考校的策书是两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可比”，又言“钱谷之数必须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部，所以很难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官吏们往返户部与省府之间，“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势必耽误时间。在策书上盖印，可见策书或册书就是指登载钱粮的文书，户部要考核的也就是钱粮的数字，跟军需是没有关系的。）在《辞海》以及前面所提及的《中国古代史纲》、《国史概要》里都说的是“钱粮、军需等款项（事）”。由此，可以看得出吴晗《朱元璋传》的影响。
吴晗在叙述空印案的时候，也注出了材料来源:“《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郑士利传》。”殊不知，《明史》这两处记载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郑士利传》并没有直接记载空印案发生的时间，但可以推断出来。传中记载说，“时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同卷《叶伯巨传》就置于《郑士利传》之前，其中写道:“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叶伯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了那封著名的上书，批评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气得元璋跳起来要亲手射死他。关于这次星变的时间，明末谈迁《国榷》记载是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初，其他史料都没有异词。可以推定郑士利上言正是在洪武九年，这也就是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方孝孺也在《叶郑传》明确记录:“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但是，在《明史·刑法志》里，于记载十八年郭桓案后，追述了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随后又提及户部核查的名目是“钱粮、军需诸事”。可以想见，《明史·刑法志》可能正是如今空印案十五年说最初的来源。
《明史》本身的记载就有歧异，该何去何从？幸好还有其他史料以资考信。前面提及的明初好官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属程贡和程的朋友杨御史诬陷，发到江浦劳改。服刑将满一年，本可释放回家，不巧发生了空印案，又被诬陷牵连了进去，于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这些都出自其子方孝孺所作的《先府君行状》里，相信方孝孺不会连老父去世的日子都会记错。郑士利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星变求言之前就准备上书，则空印案早于此时发生，而方克勤自八年十月起在江浦劳改的时间将近一年（《先府君行状》原文是:“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终岁”就是“整一年”，不能理解为“年底”、“岁终”；古代中国人的计数法是包括起止点的，故从八年十月到九年九月恰为一年。），那么将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推定为洪武九年九月，是比较恰当的。吴晗说十五年空印案发生的时候，恰好十三年胡惟庸党案还闹得很紧张，朝廷上谁也不敢分辨。其实不然。《叶郑传》记载，“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郑士利后来上书，是持书到丞相府，由丞相将上书交御史大夫转达御前的。这个丞相就是胡惟庸。以胡惟庸为首的朝廷官员不敢进谏，不是什么党案闹的，而是他们太了解皇帝的性情了，顶风强谏的话，岂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丞相还活得好好的，空印案自然就不会发生在洪武十三年之后了。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宣布废除丞相这一官职。
另外，还有人认为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这可能跟《国榷》卷六的一条误载有关。《国榷》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条下记有怀庆知府林方徴（《明史》中作“方徴”）上言，其中说“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据此可推空印案在八年。然《国榷》同卷又记空印事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则与前记林方徴事相矛盾，可知林氏上言当在洪武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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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卫东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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