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也就是在1974年6月“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假借“评法批儒”之名，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活动，种种丑行令人不齿。但当时对她的活动没有公开报道，“内参”报道也不可能真实记述其事。

本文作者陈大斌当时是新华社派出的随行记者。2003年夏天，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帮助下，陈大斌去天津访问了有关人员，查看了相关资料，又到小靳庄访问了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等人，核实了有关史实，写下了这篇文章。

江青宣布小靳庄是我的“点”

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城乡的一系列活动和表演，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严重的反党活动。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天津市委领导中的一些人紧紧跟上，特别下力气组织力量研究“儒法斗争史”，鼓吹工农兵要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他们指定南开大学举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为工厂企业开办“儒法斗争史”讲座。在市委一些人的鼓动下，天津站组织了工人参加，并于当年5月编写出一部《儒法斗争简史讲稿》。江青于6月16日得知这一情况，只隔了一天，即6月18日，就带上迟群、于会泳等亲信，还有北大清华写作班子（“梁效”）等急匆匆来到天津，声称要听取天津站工人的宣讲。

6月19日晚，江青在天津发表了“六一九讲话”，大讲“儒法斗争史”。她不懂装懂，胡拉乱扯。她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统统歪曲为“儒法斗争史”，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儒法斗争”，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蔑为“儒家”。同时，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江青批发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43件，总印数达78万份。

在抓天津站这个“点”的同时，江青还要抓一个农村的“点”。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荐了宝坻县的一个大队———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6月22日，江青在小靳庄当场宣布:小靳庄是我的“点”！

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江青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并派来她的联络员进驻，派迟群等亲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动，大肆进行反党活动，散布大量反党谬论，流毒全国。

笔者只见识了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的情景。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582人，地处宝坻县东部黄庄洼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挖河泥垫耕地，不断提高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

另外小靳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群众文化活动活跃。由于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上京下卫”跑码头，在京津唐等大中城市里，从事理发、浴室服务等服务业的人不少。所以，不少人都见过“世面”，男女老少大多敢说敢做，尤其热心文化活动。

“评法批儒”小村庄闹个底朝天

江青于6月21日下午带领一大帮随从人员从天津出发，乘火车到达宝坻。第二天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前往小靳庄。从县城到小靳庄50里路，其中进小靳庄的一段河堤路为泥土路，夜间一场小雨把河堤路浇成一片泥泞。一大早市里调来几辆大型推土机，为江青开道，硬是把泥泞路面上的一层稀泥全部铲掉，再铺上一层干土，又压了一遍。江青的车队这样才勉强开进小靳庄。

江青进村后就宣布要召开社员会，听农民“评法批儒”。会场就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学校恰好放了收麦忙假，大队腾出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参加，天津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我被安排进了教室，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亲见亲闻了江青的丑恶表演。

上午10时许，小靳庄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开始，名义上是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的表演舞台。首先，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照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完。

女社员周福兰发言，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可是还没容她说上几句，江青就打断她的话，借题发挥起来:“男尊女卑处处存在，我们中央就不合理……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她叫嚣:“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显然，她说的“这回”，指的是正在筹备的四届全国人大关于国务院领导的人事安排，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无遗。

接着，江青攻击的矛头就更直接了，她问周福兰叫什么名字？周福兰告诉了她，江青喊道:“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周福兰莫名其妙，说:“就是那个周呗。”江青大声喊道:“我要造你的反”周福兰吓得一哆嗦。江青接着喊道:“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她要周福兰“马上改掉这个封建的名字”，说，“你就改成周抵周吧”随后又改口说:“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她的话使人很容易想到她要“克”的是哪个“周”。

之后，每个社员发言，江青都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去掉，就叫王先”男青年王孝岐刚开始念发言稿，江青就忍不住喊道:什么孝岐，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以后你叫王灭孔”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就连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也被她改了名字。她说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

江青除了随意改社员的名字之外，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丑行上演。女社员于瑞芳汇报之后，要唱一段京剧样板戏，她要唱的是《红灯记》中铁梅的一个唱段。刚开口就被江青叫停，她大声喊道:“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转脸又喊随行的一位闻名全国的扮演李玉和的京剧男演员，“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本来这是戏中的叫板道白和唱词，可是在这种场合，江青与他的如此“配合”，使现场不少人惊得“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