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知青记忆

由于学校停课闹革命，停止招生，“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升不了学、就不了业。国务院作出大中学毕业生分配实行“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然而工厂不招工、部队不征兵、基层不招干，四个面只剩农村了。北京市二十五中、女八中等高中毕业生曲折、郭兆英等10名红卫兵以下乡知青先进人物为榜样，向北京市革委会递交了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的申请，得到批准。1967年10月9日，他们来到天安门前，向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庄严宣誓:“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到内蒙古牧区锻炼成长。”他们来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落户，从而拉开了“文革”中全国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967年11月，内蒙古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盟市、旗县，增设知青安置工作机构。1968年1月6日，呼和浩特市第一、二、三中学和内蒙古师院附中等6所中学的50名学生，来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牧区插队落户。这是自治区首批知识青年到牧区。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周恩来总理勉励侄女周秉建到西乌珠穆沁旗牧区插队，周秉建听从伯父的教诲，在草原度过了10个年头。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苏谦益带头将女儿苏小河送到他曾战斗和工作过的包头农村插队。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涉及千家万户、牵动亿万人心、大规模的强制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向高潮。自治区各主要城市十多万中学毕业生敲锣打鼓地积极响应。他们宣誓:“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上山下乡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

自治区各级革委会通过反复宣传动员，大造舆论，宣扬老知青的典型事迹，召开知青和家长座谈会等方式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内蒙古牧区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物质和文化生活比农村更加艰苦，便成为这些知青们的首选，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成为全国最早安置知识青年的地方，“文革”时期全区17个牧业旗共接收知识青年25913人。

为了安置这些知青，自治区革委会拨出150万元经费，随后又追加了170万元安置经费，分配到接收安置上山下乡知青的盟市、旗县，规定安置经费用于集体插队:农区每人250元，牧区每人400元，插场每人500元，单独建队每人400元，每月供应商品粮20.5公斤，发给一定数量的棉布、棉花等；平均每人分配建房木料1立方米。1968年全区共安置区内外知识青年84543人，其中农区安置65678人，牧区安置12698人，插入农场、参加建设兵团2216人，家居城镇返乡及投亲靠友3951人。“老三届”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已上山下乡。

尽管国家对知青下乡极为重视，但是由于不少经费、物资被基层干部贪污或挪用，多数知青的生活状况仍然艰苦，普遍存在住房、学习条件差、得病无钱医治、劳动所得难以维持个人生活、许多大龄知青的婚姻无法解决等问题。1970年国家恢复高中招生、企业招工、部队招兵，又出现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由高潮跌入低谷，滞留城镇的知青逐年增多。

1972年12月，福建莆田的家长李庆霖向毛主席“告御状”，反映知青儿子在农村吃不饱、劳动没收入等各方面的困难以及“三招”中的走后门。1973年4月，毛泽东作出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要求各地开展知青工作大检查，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存在问题。6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召开，决定今后招生、招工、招兵要从下乡知青中招收；规定了城镇病残知青、独生子女、多子女父母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知青不动员下乡，留城镇待业。8月，自治区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统筹解决的方案，规定插队知青第一年每人每月供应商品粮22.5公斤，第二年生产队分口粮也要达到这个标准；牧区知青每人每月供应商品粮16公斤。对检查发现的破坏知青工作和迫害女知青的坏分子，要予以严厉打击；对已婚知青的住房问题要予以解决；要通过清退，纠正“三招”中的不正之风；实行下派带队干部制度等。随后几年采取按政策安置，上山下乡知青有了回升，1974年全区安置上山下乡知青5.97万人。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思想，突破禁区，从根本上探索解决上山下乡知青的出路问题。邓小平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的问题。上山下乡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认为知青下乡插队“四不满意”，即农牧民不满意、知青本人和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应当停止。通过广开就业门路，把知青纳入城镇就业的轨道；妥善解决下乡知青的工龄、已婚知青的安排、在外地工作的老知青子女回原籍城市入学的户口等问题。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政府按照中央的决策，落实各项知青政策，采取办劳动服务公司、政府支持自办企业、招工面向下乡知青等措施，解决遗留问题。历时10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文革”期间，有自治区内和京、津、沪、宁等大城市的41.65多万知青落户内蒙古农村牧区和农牧场，不包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东三盟”和“西三旗”划归相邻省份的8.66万知青人数。

“文革”时期，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的一项重大举措。数千万知青耽误了求学的大好时光，走过一段坎坷之路，成了文化与学识素养不足的一代，给国家造成人才的断层。历史证明，大批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不符合我国国情，不是安置就业的办法。

然而在这场运动中，一批批风华正貌的城镇知青，怀着对党和领袖的一片忠心，远离城市的繁华和父母的呵护，来到内蒙古偏僻的农村、牧区，经过艰苦的历练，在思想、意志、体格等多方面得到了锻炼，他们至今仍把农村牧区看作第二故乡。在自治区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有348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26585人加入共青团，301人在旗县以上领导班子任职，776人获各级劳动模范、英雄人物等荣誉称号，6人被团中央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3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更令人敬佩的是那些为抢救国家、集体财产和他人生命将宝贵的生命献出的知青。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的一代知青在各条战线为国家作出了新的贡献。他们中的不少佼佼者学有所成，虽大器晚成，但成为国家的栋梁，有国家各级优秀的领导干部，如内蒙古军区政委廷懋将军的儿子廷·巴特尔是扎根锡盟阿巴嘎旗牧民致富的好带头人；有著名学者、科学家、教授、文艺家、教育家、外交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副院长白春礼是内蒙古建设兵团战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是锡盟知青，国家农业部总畜牧师贾幼陵在伊盟牧区插过队，全国著名书法家旭宇、著名作家张承志是锡盟知青，呼和浩特市女知青傅莹历任中国驻澳大利亚、英国大使等等；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拥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家，为国家和自治区经济的腾飞作出了贡献，如天津知青杜厦现在是拥有总资产达43亿多元的天津家世界商业集团董事长；深圳东胜电机厂董事长承明是在赤峰下乡的上海知青，他创立了年产值两亿多元的企业，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向题，资助第二故乡的贫困学生、建希望小学、救助灾民。文/钱占元

(本文来源: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