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之于法国老头的记忆是，“五月使你愉快”；而之于中国一代的印记却是，“无法告别”

★ 本刊记者/孙冉

1968年，老乔治和马克印都还是年轻人。前者出生于巴黎的1934年，后者出生于北京1951年。当他们把记忆拨回到那一年，同样目睹了疯狂的石头背后，却是不同的境味。

乔治·阿桑斯达克，是位摄影师，他打算在北京办个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作品回顾展。所谓的“风暴”，只是中国人一贯的描述，在法国，只是“Mai”，五月的意思，就像刚刚过去平常的日子。

而马克印，是在北京1968年的亲历者，在民间，他们自称知青，标示着伤痕。

当那些发生在1968年法国的照片，隆重地裱在墙上，那个法国老头的心轻松得很，那是他愉快的5月，他觉得法兰西自此敞开了道路。而马克印的心却不由得一抽，那是让他这些年想忘记，却又无法告别的记忆。

照片里，一个法国青年手里的铺路石，划着完美的曲线飞向对面警车，看在马克印眼里的，却是跨越时空，带着愤怒，砸破了他们家的玻璃。1968年，在法国损失的是警车，而在中国，遭殃的是马克印这样的家庭。

如今，那块法国石头最终砸出了法国社会的变革，比如带薪假期和工资的上涨。而在中国，那些石头留下的，唯有伤痛和令人不安的记忆。

法国年轻人的浪漫政治梦

乔治是出生于巴黎的波兰裔犹太人。犹太人对于身份的意识尤其强烈，因为他们时常失去身份。

事实上，乔治的父母最初都是俄国的犹太人。那还是19世纪末，庞大的犹太人口，让沙皇严重觉得对这些“威尼斯商人”的处置是个问题。于是，1881年，借口犹太人参与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而被集体放逐，大批的犹太人离开了俄国。

在如今的乔治看来，他的父亲是个典型的虚无主义者。1917年，在西伯利亚参加了十月革命，当时多半也出于投机，红色革命的队伍里依旧容不下犹太人，最终父亲还是被流放了。

逃到巴黎，日子安定了，父亲遇到了母亲。那时候巴黎聚集着大批犹太人，他们试图从这里奔向美国或者中东。而乔治的父亲，因为他的随遇而安，留在了这里。

1934年乔治出生，不久，二战爆发，一家人再度流亡，那些年，父母带着他在欧洲辗转了13个国家，身份像眼前的路充满了不一定。

不记得是在波兰，还是意大利，父母把他放在一个农民家，还给了人家一叠钱，自此一年多失去联络，乔治曾以为自己被卖了。

自此，乔治就很在乎变动社会中的年轻人。他们时常惶恐、眼神不安。

好在二战结束了，一家人又生活在了巴黎。

父母做起了生意，他们希望乔治成为一个小裁缝。战后，在巴黎，时尚复苏得比经济快得多，裁缝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而犹太人的下一代，却不安于小裁缝的职业。那时候，在巴黎，小市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想的已经完全不一样，毕竟时代变了。

在他们眼里，旧世界的规则已经过时，宗教在这一代的眼里已经被超前的伦理观念彻底削弱了。

“松开裤腰带，要做爱，不要作战。”“能意识到自已的欲望就叫自由。”

这一切都具有敏感的节奏和口头的煽动力。不止是法国的青年，整个西方的年轻人都在用行动对抗着严峻。

乔治也不例外，这让他的母亲一度很伤心。在几个朋友的唆使下，乔治迷上了摄影——这个烧钱的嗜好。不久，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一家共产党的报纸里做摄影记者。

乔治最初信仰的是法共，但这个毫无生气的政党，尤其遵循的是懒洋洋的惯例和讨厌奢华的年轻女人，完全缺乏想象力。这让乔治开始向古巴和北京的革命道路漂移，毕竟后者更对青年人的胃口。这一点，乔治仿佛与他父亲颇为相似。

他们吸着玉米纸卷的高卢牌香烟，听比利的歌曲。在地图上寻找越南，迷信“毛主义”，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开始蠢蠢欲动。

而最完美的记忆是，他不久即被派往了古巴，参加国际青年交流团。在那里他待了3个月，见到了卡斯特罗和他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他至今还相信，是他最早拍摄了这对革命者。

他从古巴带回来的摄影报道，让法国的年轻人眼前一亮，革命竟然可以抽着雪茄如此浪漫地去搞。还有比这更浪漫的是，“毛的不讲卫生”。乔治很早就知道了毛，那是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让这个法国年轻人印象至深的是，毛一边跟记者说话，一边抓虱子。乔治当时的感觉是，帅呆了。

1968年，乔治做梦都想来中国，他觉得中国的年轻人，拿着红宝书，在革命的汪洋大海里走在最前头，那才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