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76年8万广州知青下乡，市知青办原副主任杨丰回忆当年“走后门”之风盛行。1976年，广州地区有8万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十年中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主要是因为有行政命令，狠抓指标

知青办是很“吃得开”的单位，权力很大。当时借会场，“你不借，知青办把你的子弟安排到最远的地方去，你怕不怕？”人家赶紧借给我们

省里某个厅的副厅长是江苏人。他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弄到原籍，但他又想回广州。我先安排他先到从化下乡，转个弯，去从化招工的时候，再招回广州来

在知青回城的几个条件中，有没有生病这一条，很关键。这样，医生成了那时最吃香的人物，他可以开证明啊，“小病”说成“大病”；还有，知青招工要先体检，“有病”就说成“没病”

不少知青回城了没有工作，只能在广州靠捡破烂卖维持生计

旁白:1972年12月20日，福建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其下乡插队的孩子在生产、生活上的困窘境况。毛泽东于1973年4月25日复信李庆霖，并“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给李庆霖复信后，毛泽东说要加强知青管理的工作，还批评广东在这方面做得不好。这下广东紧张了。

办“乡镇企业”安置知青

广州地区包括部队、中央、省市各系统、单位的知青工作，全部都由“广州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即市知青办来管。我刚到知青办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上头有硬性指标。

采取单位归口管理办法之前，动员组织知青下乡的工作，主要由街道来负责。有些家里不愿孩子下乡，一见街道大妈上门，拿扫把把人家轰走。现在责任落到单位头上，这就关系到政绩问题。完不成任务，干部都当不成。

广东的知青以往多是去海南岛下乡。后来，省内有20多个县的农村定成“知青点”，包括番禺、从化、阳江、韶关、东莞等地。

当时有计划，什么系统、单位的知青要安置到什么农场去。不过，市知青办灵活一点，没有按照严格计划执行，反正只要有知青下去，完成指标就行。至于去哪里，我们不强制安排。

这样一来，各单位大显神通，都想把职工的子弟送到离家近一点、条件好一点的农场去。有物资的单位好办些，比如轻工业局、外贸局、机械厅，它们在农场办个分工厂，把机器搬到农村去，再把子弟安置到工厂去“下乡”，就像搞乡镇企业。这些单位也给当地农村提供一些物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当地就很欢迎知青过去。

一些条件差一点的单位的子弟只能安排到又远又穷的农村去插队落户，比如韶关。

“走后门”之风盛行

知青办是很“吃得开”的单位，权力很大。

广州市很少有装空调的地方，广交会的会场有空调。我们想借那里开会，起先那里的负责人不借。有人告诉那人，“你不借，知青办把你的子弟安排到最远的地方去，你怕不怕？”人家赶紧借给我们。

那时各个单位都想巴结我们，有什么就拿什么来，为的是希望知青办能给他们单位的子女给点方便，安排到好一点的地方。体委给足球票，新华书店给书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但是我们从来不愁缺物资，很多东西都是通过内部购买。

来“走后门”的，除了希望安排孩子到好一点的知青点，还有一个，是希望能把孩子早点弄回城。

一些干部来找我开后门。我就说，“如果让我帮忙找地方的话，很难找。但是你们自己找好了地方，我开绿灯就是。”不过，对于领导开口的，市知青办一般都会照办。

省里某个厅的副厅长是江苏人。他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弄到原籍，但他又想回广州。我先安排他先到从化下乡，转个弯，去从化招工的时候，再招回广州来。

省、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的主管领导倒是很自律。市里有个领导硬是把儿子送去下乡，结果那孩子想不通，疯了。

那时，政策上是“反走后门”。市知青办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少挨过批评。有一次，省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批评我们，说省冶金厅给了从化民乐茶场好处，作为交换条件，茶场计划外接收了省冶金厅的知青。

省里一个领导教我们这样应付:“广州市是归省领导的，省冶金厅也是归省领导的，市知青办管不了他们。”就这样，把问题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