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涌上街头狂欢

这十年，是一段伤痛的记忆。它沉睡在太多人的记忆中，让人刻意去回避，不愿意提及当年的创伤。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如果有一个时刻和1949年10月1日一样伟大，那就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长达十年的“文革”画上了句号。我们试图以点代面，透过一个家庭的十年，从个人命运的转变去感受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回忆浩劫

离休教师往事不堪回首

在著名的《放牛班的春天》中，第一个经典的镜头来自于克莱蒙马修老师去到“池塘畔底”辅育院，他在学校门口遇见了年仅六岁的孩子贝比诺。马修:小家伙，你在干什么？贝比诺:我在等星期六。

与电影相雷同的现实发生在1975年，刘芬的小儿子才10岁，小学三年级。他在一篇作文中如此写道:“一到星期六，别人的爸妈就来接，而我没人来接！”这个像贝比诺一样的孩子，每天都盼望着星期六，尽管他知道星期六父母仍然不会来。于是，每个星期六，当学校里的孩子走了后，他便由一名有着历史遗留问题的老教师带回家去。

刘芬的丈夫，在食品公司当个小领导，在这场浩劫中如惊弓之鸟，整天用工作来削减内心的恐惧，根本无暇照顾孩子；而刘芬曾参加过一二一运动，当时她还在云南大学上学，因为参加这次革命而被国民党抓捕，被关在现在的云南民族大学内的临时“集中营”内。正是这样一个老革命的身份，让刘芬在十年中受尽了折磨。1966年，刘芬任腾冲县民政科（相当于现在的民政局）科长。“那时候的领导没有架子，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当记者在老年公寓里见到84岁高龄的刘芬，她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要到缺粮的地方去安排生活，慰问老百姓，还管着军烈属。然而，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像她这样的干部是不可能会幸免的，她很快被人从民政科长的位置上揪下来，进了“学习班”。

“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刘芬面对那段历史，作了如此简短的答复。事实上，要走进一个老人的记忆，去了解那段历史中的个人命运无疑是残酷的。在正式进入采访之前，刘芬告诉记者前几天发生的一件小事:老年公寓里新来了个老人，两人见面后无意间聊起了那段岁月，哪知对方大为不快，直言道:“说点愉快的吧。”的确，在采访中，刘芬的无数声感叹，几度让采访陷入僵局。“说不清了，说不完了。”老人淡淡地说。这一段历史直接影响了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在妈妈刘芬的叹息中，包含着儿子所受的苦。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困难的时候是1969年。她家有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本科生。老大已经小学毕业，学校停了课，整天无所事事。“白天去街上看别人打人，看别人戴高帽子，早晚还得做饭给弟妹们吃。”我们眼前浮现出的景象是:一个大孩子，带领着几个小孩子，既为兄亦为父。在这个家庭中，由于受这段历史的影响，下一代人中没有一个本科生。老大在1971年才上了初中，他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孩子一样，去当了工人，然后去当兵;老二先去当知青，后来也去当了兵。这些下一代，完全没有了刘芬那一代人的轰轰烈烈，全都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

然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一些事物在悄然变化。1976年，注定是要在历史里大写特写的一年。先是领袖离开了我们，让苦难中的人们更感失去了方向，再是峰回路转。最终印证了那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