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加耕:毛主席称赞他“在农村有这么多文化可以办点事。”

董加耕是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天他高中毕业，面临着升学还是回乡的两种选择，作为盐城县龙冈中学的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各门课程超过96分，老师们都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上“回乡务农，立志耕耘”。董加耕立志要回乡务农，使老师和同学们难以理解，他们觉得将这么一块好材料送到农村去种庄稼实在可惜，他回答说:“正是因为党的教育培养，才使我懂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10天以后，董加耕得到县委的批准，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董加耕回家种田的事，在乡亲们中间引起不少议论，有位老伯用旱烟袋敲敲他的后脑壳说:“加耕，人家读书越读越远，你呢，从城里读到乡下，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啊。”董加耕回答说:“大伯，古话说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

当时正值中国农村面临连续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时期，他回乡时，公共食堂还未解散，浮肿病到处皆是，董加耕没有动摇信念，吃腌蒿子、豆饼，照样乐观的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等革命歌曲，赤膊和乡亲们一起拉犁、割稻、罱泥，扬场……董加耕回乡后，已经当了小学教师的女友与他分了手。公社党委决定调他到邮电所工作，他却发誓“决不从第一线撤退”，连母亲的眼泪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到:“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

乡亲们迫切改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促使他立志改变家乡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董加耕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技术，在家乡进行了“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改革”，提出“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的措施，结果粮食获得大丰收，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从此稻、麦、棉、绿肥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成功。

在60年代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和家庭出身，象董加耕这样的贫农后代，学生党员属于政治条件最好的一类，他放弃升大学，回乡务农其他人有什么理由抱怨下乡插队是屈才呢？因此自他下乡开始之日起，便成为当地领导与新闻媒介所瞩目的先进人物。

1963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董加耕的成长事迹，对1964年达到高潮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推动作用，当年南京市就有72名应届毕业生在他榜样的感召下，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而被称为“72贤人”。

很快，董加耕被选为生产队长，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以后又担任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也为《董加耕日记》一书题词，1964年8月在共青团“九大”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董加耕立即成为“红色风暴”的冲击对象。他被冠于“黑苗子”、“走资派”的罪名，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也成立了“拔黑旗”战斗队和“董加耕问题联络站”、把斗争矛头指向他，说他是受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影响，将下乡作为进身之阶。

1968年夏天，董加耕被人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关到一个谁也不知其所在农场中，那些人一度曾想将他淹死在长江里。1971年他又被莫名其妙地打为“5.16骨干分子“，遭受严重迫害，有13人轮流看管，被押达3年之久。

1974年周恩来在召开知青工作座谈会，听邢燕子回忆毛主席请她与董加耕做客的情况，了解到董加耕在深挖“5.16”事件中所受的迫害，随即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1974年12月正在田里干活的董加耕被通知立即到盐城地委报到，下了小火轮又上了吉普车，从南京乘火车赴京，住进中组部招待所。在四届人大上他被当选为人大常委，接着经毛主席批准担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兼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6年又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从此，一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董加耕又时来运转，他深感“如履薄冰”，却还是再次被卷入中国政治漩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董加耕又被审查了14个月，直到1977年底当时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他回到故乡，仍旧回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又回到他生活的起点，他这才有了一种象一粒随风飘荡的种子又落根大地的充实感。1982年春天，他又一次被“解放”，担任盐城市郊区郭猛乡主管乡镇工业的副乡长，1987年提任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一年四季，他多数时间跑基层，骑自行车，挤公共汽车，风雨无阻。1994年该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个亿，被列为全国百强乡镇企业县（区）的第55位。1990年夏天，他和几位同事去贵阳参加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正在一棵树下交谈，忽然注意到有几个人径直向他走来，走在最前面的人把手伸出来对他说“好面熟”，董家耕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70年代他们曾在北京多次开过会，乔石亲切地与他合影交谈。1996年国庆，一批共和国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董加耕又见到了邢燕子和候隽，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热泪盈眶，深深感觉到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2000年董加耕在盐都市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休，他用16个字总结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

附录一:

董加耕访谈:为国家和人民作奉献最伟大

我为什么不去上大学

记者:如果有再一次的机会让你重新选择，上北大和回乡务农，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董加耕:首先历史不会有假如，而如果历史可以重写，我董加耕还是会选择到艰苦的地方去。

采访董加耕时，他说要先给我们看一段录像，那是他自己带来的一个光盘资料，里面有许多历史镜头。酒店服务员立刻热情地搬来了一台VCD机。可能是因为播放多次磨损太多的缘故，片子效果不是很好，还时常被卡住。望着屏幕上当年自己意气风发的形象，董加耕感慨道，“那时真年轻！”

岁月流逝，43载弹指一挥间。那是1961年，董加耕高中毕业了，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96分以上，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学校决定推荐他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可董加耕却在毕业生就业升学选择登记表上，写下了“立志耕耘，回乡务农”八个大字。

“我那时不去上大学，是因为放心不下家乡饥寒交迫的父老乡亲。”董加耕不忍提起那段道有饿殍的苦难岁月，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父亲为了充饥，喝发芽的茨菰汤而中毒身亡，临终时悲愤地咬碎了含在嘴里的陶瓷汤勺的那一幕。

“我想自己无力回天，但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改变家乡的面貌出点力。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董加耕说。

用一根扁担挑着自己的书和行李，董加耕回到了家乡——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他在日记中写下“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句子，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

毛主席请我参加他的生日宴会

记者:当年如果你选择去北大读书，对国家的贡献会不会更大？

董加耕:不能孤立地看历史以及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选择。我选择回乡务农不是就简单地回家扛锄头，回乡后，我的知识发挥了作用。我和乡亲们一道把古老的水沤田改造成旱田，变一熟为三熟，并在全省大面积推广，获得成功。我们还创办了江苏函授大学。这些都是知识与实践的结合。

镜头闪现，屏幕上出现这样一个画面:毛泽东旁边围着一群年轻人。

董加耕按住“暂停”键，站到电视机前对我们解说道:“那是邢燕子、那是我……”。

1964年12月26日是董加耕难忘的日子。在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的他被邀请参加毛主席的71岁生日家宴。“我坐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同桌的还有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等。”董加耕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毛泽东不让自己的女儿出席，说‘她不下乡，不配。’毛主席将自己的一碗饭拨给我和邢燕子，并给我们俩添饺子和烧饼，说‘你们从农村来，又是年轻人，要多吃啊，要吃饱！’毛主席还说，“在农村有这么多文化可以办点事。”

有人说我“官越做越小”

记者:回首走过的路，你真的无怨无悔吗？

董加耕:我有几句话与大家共勉: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变初衷。人生自古皆不易，都应珍惜黄金时。

董加耕的一生起伏很大。作为青年标兵，董加耕曾多次受过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很快，他又从毛泽东的座上宾成为江苏盐城地区最大的走资派。

“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先后五次受到审查。后又在深挖“5·16”事件中被关押3年。周恩来知道后，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四届人大上他当选为人大常委，接着经毛主席批准担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兼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6年又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被审查了14个月，直到1977年底才又回到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参加生产劳动。董加耕又回到了他生活的起点。

1982年，重新当了多年农民的董加耕，被任命为盐城市郊区郭猛乡主管乡镇工业的副乡长，1987年提任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2000年，董加耕从盐都区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

有人调侃董加耕说“官越做越小”，董加耕说，“何为大何为小？为国家和人民奉献最伟大，计较个人得失最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