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雪后的呼和浩特有些肃穆。一群人相聚，岁月不饶人，霜雪染白了他们的鬓角，但他们依然被人们称为知青。有几位，身上留有伤痕，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37年前发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那场大火。

作家老鬼(马波)前来参加“书香伴着乳香飘”――第四届草原读书月活动，并与当年的战友、烈士家属进行了座谈。

“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悬挂的横幅，让会场的老战士和烈士家属们触景生情。大家难忘当年的兵团岁月，更难忘牺牲的69位烈士……

李德斌:我给大家鞠一躬

“先给大家敬个礼！从老大哥、老大姐身上，我看到了那个年代对你们造成的伤害，心里非常震撼。因为这个震撼，我给大家鞠一躬。”北方新报总编辑李德斌参加了座谈会，他被历经上山下乡磨砺的知青感染着，更被烈火中幸存的知青震撼着。

李德斌说:“论年龄，我不配坐在这儿，我是在座诸位的学生。我家住过上海知青和天津知青，我的小学老师大部分是知青。我本人对知青有着非常感恩的心理，也有知青情结。北方新报社也一直非常关注知青，老鬼先生写的这本《烈火中的青春》，我们一直在做追踪报道。2008年1月，《北方新报》开辟了“草原知青”栏目，我们的记者几乎跑遍了全国，对从大草原上走出去的、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知青进行采访。我们准备在《北方新报》创刊10周年之际，郑重地出一本书，记录知青所走过的足迹。知青走过的这段历程，给我们内蒙古大草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北方新报》不光是现在，将来也会持续关注这段历史，关注老知青们。”

老鬼:感谢帮助我的人

老鬼看上去有些不善言语，但是当提起当年的兵团生活和写作《烈火中的青春》的经历，他抑制不住感情，直抒胸臆。

老鬼说:“首先感谢《北方新报》多年来对知青的关心。我一开始写这本书，就得到《北方新报》的支持。刚开始写的时候，想找烈士家属，根本就找不着，因为事隔30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后来，我找到在呼和浩特的一位兵团战友帮忙寻找。这位战友找这些人也很困难，她找到了《北方新报》求援。《北方新报》特别重视，马上在第一版头条刊发了消息《当年救火烈士的家属，你们在哪里？》，一下子把烈士家属都找到了。关于烈士陵园的一些活动，《北方新报》也特别重视，都给予过报道。直到这次，《烈火中的青春》出版了，《北方新报》又组织举行了座谈会。我非常感动！这本书虽然署名是我，实际上是好多人集体合作的，因为我需要采访好多烈士家属，采访当年救火的兵团战友。所以，我要感谢四十三团四连的战友，他们不仅提供热情的支持，还热情地帮助我找人。要感谢的还有烈士家属，这个事儿是30年前很让人悲痛的事情，对烈士家属来说是一个伤疤，说起来很痛苦。但是，他们都很理解、支持我，在我采访的时候，强忍悲痛回忆并向我介绍了当年的情景。”

“这本书出版遇到了好多困难。出版社觉得这本书不赚钱，非要让我自费出版。我是个穷作家，没多少钱，当时跑了好几个出版社，都说要钱，我有点束手无策。后来我想到，家里有父母留下来的齐白石的画，我打算给卖了，非要把这本书出版了。后来，有朋友建议说，这件事儿发生在锡林郭勒盟，写的是锡林郭勒盟的事儿，劝我找锡林郭勒盟的领导支持。一位兵团战友给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荣天厚打招呼，他马上就批示盟委宣传部拨钱给出版社，把这本书给出版了。借此机会，我向北方新报社、藏书家协会、兵团战友以及烈士家属们表示感谢！”

张丽娜:净化心灵的写作

在老鬼采访烈士家属的过程中，他的爱人张丽娜一直陪伴着他，支持着他，并和他一起采访。

张丽娜说:“我也是兵团战士，但我们团在西部，草原大火发生在东部，当年我并不是很清楚草原大火的事儿。2005年夏天，我和老鬼去草原，他提出来想去看看烈士陵园。一路颠簸到了陵园，眼前的景象让我非常震撼，即便是兵团战友，即便是听说过这件事情，当你看到三大排墓碑，就会想到那些年轻的身影。另外一种震撼就是陵园太破旧了，非常荒凉，当时就想，他们的青春就这样没有了。当时，我们几个知青摘了一些花儿放在墓碑前，以表敬意。回来以后，老鬼说:‘有一件事儿，我想把这69个知青写下来。’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谁看？’老鬼的回答是:‘我不管谁看，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被忘记。’老鬼的话让我非常感动。就像他的母亲杨沫所说:‘刚刚还在一起的战友，枪声响了，就倒下了，牺牲了！’他的母亲杨沫觉得她们那个年代的人不应该被忘记，就写了《青春之歌》。老鬼也是受他母亲的影响，他认为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歌，便开始动笔。老鬼图什么呢？我想，当时凤凰台在杜恒昌的墓碑前采访老鬼的时候，他就说了这句话:‘这些烈士，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这也是现在社会缺失的一种精神。在这个崇尚金钱的社会，这本书、这句话，都是一块纯净的净土。”

王再平:老鬼代表所有知青的心

王再平是呼和浩特市委一名退休干部，曾经是一位知青。他一直研究内蒙古知青，他写的不少文章被国内报纸、网站刊发。他来到会场，手提袋里装着多年来收集的老鬼的资料。

王再平说:“1968年5月，我去了西乌珠穆沁旗当知青。1970年，我和杜恒昌在锡林浩特开会。那时候，杜恒昌在知青中就有一定的威望，我们经常去找他聊天。印象中，杜恒昌高高的个子，穿一身黄军装，背一个黄书包，非常有激情。两年以后，我们正在下乡的地方劳动，看到了直升飞机，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儿，后来知道是四十三团着火了，牺牲了很多战友。我在西乌珠穆沁旗待了13年，听到了许多关于69位救火英雄的事迹，还有许多抢救他们的细节。从那时开始，我收集了一些烈士的材料，也写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文章。我也写过《内蒙古知青中的专家学者和作家诗人》。作为老战友，他们给了我许多精神上的鼓舞。我看了《血色黄昏》，一直留着这本书，马老师写的非常好，非常真实。马老师写这些烈士，实际上代表了内蒙古所有知青的心。因此，马老师的这些资料，我全部剪下来保留着。我觉得，草原大火是内蒙古知青史的一个大事儿，是内蒙古地方历史上的一个大事儿。”

王玉芬:非常珍惜现在的生活

“我想借此机会说说这么多年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是释放，也是解脱……”曾经是四十三团四连战士的王玉芬一开口，便泣不成声。

王玉芬说:“1971年4月8日，我和后来牺牲的部分战友是坐一个车皮去的兵团。一年后的5月5日突然着火，一中午失去那么多战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是幸存者，我背负着很重的心理负担，我活着，就应该把他们的事情告诉大家，但是我的精力、能力都做不到这一点儿，我一直很压抑。马大哥能够写这本书，我真的很高兴。我尽我所能，把自己知道的介绍出来，这让自己有一点儿解脱，心灵得到一些安慰。我们没有忘记牺牲的战友，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车皮走的。我们院里一起走了4个女同志，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么多年，我不敢想，但是老梦见她们。现实中，我不敢触碰当年的回忆，一想起来就生病。身体不允许我太激动，但是我不能不激动，这本书，我都不敢看。当时失去亲人的家属到了兵团，有疯的，有病倒的，有哭瞎眼睛的，现在的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当时家属的那种痛苦。活着的战友经常说，我们都是捡了一条命，比起牺牲的战友，我们幸运得多，所以再苦再难的日子都不怕了。我们战友经常聚会，我们连的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会把第一杯敬给烈士们，把酒洒向地面。我们没有忘记他们，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啊！我没有白去兵团，我经历了艰苦的年代和不寻常的事件，收获也非常多。我非常珍惜现在的生活，有一杯苦酒垫底，再苦再难也不怕。”

邢野:一次心里很踏实的争论

邢野是呼和浩特人，也曾经是一位知青，近年来一直和朋友致力于知青通志的编撰工作。座谈会上，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涉及到牺牲的69位兵团战士。

邢野说:“1997年，我当时在内蒙古地方志办工作，《锡林郭勒盟盟志》编撰完以后，我代表自治区地方志办去评审。《锡林郭勒盟盟志》上有一个栏目叫‘人物传’，里面没有这69位知青。第一我是知识青年，第二我负责盟市志的编修工作，当时就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知道这件事儿，但是说这些人不是锡林郭勒盟的，就没有考虑。我据理力争，说这不行。经过几个来回的协商，锡林郭勒盟盟委、盟公署、地方志办决定，把这些知青编入《锡林郭勒盟盟志》。后来，有几个知青没有收进去，现在是64个。所以，兵团的这60多位知青在《锡林郭勒盟盟志》的‘人物传’里有他们的记载。每个人的介绍多则三五百字，少则一二百字。我觉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算是告慰我的战友，作为一个老知青，心里也很踏实。”

那仁满都拉:就像和姐姐进行了一次交谈

“读这本书，不但像和我的姐姐进行了一次交谈，而且也像和我姐姐的所有战友又进行了一次会面，感觉特别亲切。”敖敦烈士的弟弟那仁满都拉动情地说。

那仁满都拉说:“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了亲人们生前的各种经历、表现以及他们牺牲时的情节，我非常感动。这是一部人物传记，填写了兵团史的一个空白。兵团历史中，这一段是非常悲壮的，如果马哥不写，这段历史由谁来写？这一事件应该记载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这本书对历史负责，对知青史、兵团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姐姐和68位兵团战友牺牲，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方面，我们毫不否认当时救火方法失当，这是造成我们亲人牺牲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我们这些亲人当时作为兵团战士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扑向草原烈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被当今社会青年学习和继承！看完这本书，令我们有很多思考，给后人很多启迪。”

胡益华:兵团战士的奉献精神让人感动

“今天，通过座谈，见到这么多有过兵团工作经历的知青和烈士亲属，我非常激动，非常感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胡益华说。

胡益华说:“刚才听了老鬼先生的介绍，以及兵团战士和烈士亲属们的回忆，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特殊岁月里大家忘我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过去的年代感染着国人，即使在今天，仍然给我们以感动，给我们以激情。老鬼先生克服困难，不辞辛苦采访，忘我地写作这本书，不仅仅是对战友的纪念，也充分体现出一个老兵团战士忘我的精神。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我非常受教育。我想，将来所有读过这本书的朋友们，一定会深深地被我们这些兵团战士忘我的牺牲精神感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会遇到好多困难，像去年的抗震救灾以及其他自然灾害，也涌现出许多值得敬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这本书描绘的这段经历是不可忘记的，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和发展，与过去大家的不辞辛苦、忘我的工作精神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不仅收获了反映知青生活的书籍，更收获了精神，我会慢慢地品读，慢慢地消化，把在书中品到的精神化作工作的动力。”

张建平:不要忘记知青历史

张建平曾是二十四团的战士。他是老鬼的老朋友，也是其作品的忠实读者。

张建平说:“老鬼经过几年艰苦努力，采访的人有赤峰的，有呼和浩特的，有集宁的，还有河北唐山的，他一个一个地找，很不容易。所以说，老鬼是有社会责任心的，社会责任心驱使他这样做。老鬼的名言是‘他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把这段历史写出来，把这些值得纪念的人都记载下来，不光我们记住，让后人也记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老鬼的这个举动，很值得赞扬。我们内蒙古兵团1969年组建，1975年解散，时间太短，但是就这短短的几年，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刻。老鬼在兵团期间有5年被当成‘反革命’，结果他们连里他是第一个跑回来看第二故乡的。兵团当时是集体生活，注重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回顾那段历史，叫人们不要忘记，这也是老鬼写这本书的意义所在。(文/首席记者 张泊寒 本报记者 张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