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我们还是外地人

假离婚未遂后，于广云再也没有提过回北京的事。他觉得，北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北京是汽车，我们是架子车，架子车跟着汽车跑，非得散架了不可。”

几乎所有的留守知青都有同样的感受。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的陈志曾回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回到黄陵县。北京的变化让陈志有些不太适应，“以前离家时，住的都是四合院，一出门，大婶大妈地叫，现在都住高楼大厦了，家家装了防盗门，邻居之间竟然都不认识。”

让陈志更感难堪的是，回到北京，总感觉自己是外地人，瘦小的他经常被别人怀疑是小偷。

去年，因公路扩建，陈志住的房屋被拆迁，黄陵县政府为其安排了两口旧窑洞。经过当过瓦工的陈志一番拾掇，窑洞焕然一新。陈志家的茶几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香烟，打开一看，里面竟全是他自己卷的旱烟。

喝到微醉的时候，陈志显得有些悲伤，“其实我们这些留守的知青，谁不想回去呀？叶落归根，但我们是没有能力回去呀！”

这句话让其他在座的知青唏嘘不已，顿时有人泪流满面。

钟振远想回北京的目的是“想住得离火葬场近一些”，但北京的房子太贵买不起。钟振远打算在通县一带租个房，他有一个兄弟在开通往郊县的公交车，可以给他搞一个乘车证。

不过，对于租房的想法，钟振远心里也没底，“我两手准备，在这里自己盖了两间平房，在北京住不了的话再回来。”

陈志认为，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他们这一批人和北京的家人感情已经非常疏远，父母都不在世了，其他亲属对他们回京并不欢迎。

2000年暑假，在延安市南泥湾插队的姜作涛对老婆常玉莲说，你嫁给了一个北京人，一辈子还没去过北京，和孩子们一块回次北京吧。没想到，他们刚进北京家门，弟媳张口就问，你们回来是什么目的。

常玉莲认为，弟媳是害怕他们回去分家产，“他们看不起我们陕北人，我拉起老姜说，走，咱们回延安，去吃咱们的玉米面窝窝。”常玉莲说。

对此，姜作涛并没有过多的埋怨:“他们也是普通的老百姓。”

“父母不在了，就没有根了。”陈志认为，“所以，我们这一批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工作重新扎根。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可以到孩子家里养老。”

陈志28岁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已升任一家电脑公司的副经理，并且有了北京市户口。这一点让陈志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的孙子一出生，就会是北京人。

历史没有结束

于淑敏把自己再次返回延安的经历称为“二次插队”。

1978年，在延安插队的于淑敏回到北京工作，1996年退休。2002年10月，于淑敏只身来到延安，在延安街头开了一家“北京娃饺子馆”。对于重回延安的原因，于淑敏认为是“被情感所牵引”。

于淑敏经常去她插队的地方，每次去都要给当年插队时的邻居留点钱。当年，这位邻居曾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送过她一个用糠做的馍馍。

于淑敏觉得，在延安，她并没有异乡的感觉。

1999年，于淑敏曾在北京组织了一次北京知青赴延安30年联谊会，“为了纪念那一段难忘的历史。”

同样为了“历史”而留下来的还有在黄陵县插队的李振远。“文革”前，李振远的父亲是一位正部级干部。因为这个背景，李振远被分配到了黄陵县最为贫困的一个村子。

不过李振远认为，他并没有吃多少苦。因为他会摄影，而且来下乡时就带着一部蔡司120相机，当地的领导很器重他。

李振远如今在黄陵县外办工作，主要负责一些重要领导到黄帝陵参观时的拍照工作。他觉得，好多人都看不上他的照片，是因为他的照片太大气，“他们欣赏不了。”

李振远称，他随时都可以回北京。之所以不想回去，是他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要有把一项事情做到底的决心。

李振远的决心，是做一个历史的记录者。

龚凤海和于广云在一起就抬杠。龚凤海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于广云则说，早就结束了。他们经常为此争论不休，争论不休的时候两人就喝酒。喝多了，他们就一起唱那首让人斗志昂扬的歌，歌的名字叫《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山丹丹开花赛朝霞/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漫天的朝霞山坡上落/北京青年在延河畔上安下家/毛主席身边长成人/出发在天安门红旗下/接过革命的接力棒/红色土地上把根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