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三联书店出版

回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暮色四合；八十年代，花开灿烂。对于八十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追怀，已有前几年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作了美好的展示。而七十年代则是一个蹊跷的时代，“有如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有如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夹缝”，但却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年代，如北岛、陈丹青、徐冰、王安忆、李零、韩少功等，他们自八十年代直至今日仍然在社会上发生着影响，尽管影响深浅可以见仁见智。七十年代是这个群体在夹缝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十年，暗流涌动，预示了下一个时代的走向。《七十年代》这本书中的三十篇记忆文字，便是他们对那个特殊时代的追忆和回顾。

感动是自然的，对三十年前的回顾，其真诚自不必说。那回顾与怀旧有多少关系呢？编者李陀刻意撇清“怀旧”这两个字，“编辑这本书与怀旧无关”，而是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这是缘于编者的初衷。可我阅读这本书，厚厚的近六百页，主体的文字似乎是加了柔光的泛黄老照片，用一位论者的话讲:“不是怀旧，还会是什么？”

不能说大家在追忆往事时是不真诚的，但岁月的流转不知不觉地给回眸加了金黄色的滤镜，于是，苦难在咀嚼中也泛起了甜意和庄重。北岛描述他写小说《波动》的情境怎么都让我感觉是新时代的《红楼梦》诞生了，韩少功讲述“漫长的假期”偷书、抢书、换书、说书、教书、抄书等经历精彩纷呈，阿城听敌台之丰富说明在云南插队也颇有乐趣嘛！还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盛况让今天的我们也要羡慕，连监狱里都是“‘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据说还有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芃等等”，让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只有看看热闹的份儿了。

“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花也开了，果也结了，那现在呢？——在外是娱乐时代的来临和汹涌的商业大潮，在内是理想主义团体的分解和流散，开花结果的时代真的也已过去了，仅剩下个体的坚守或退居。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境只能在大家的追忆中重现了，自然，加有金黄色的滤镜。

《七十年代》中，本来应善于省察自身的知识分子在追忆似水的年华时，似乎也未能免俗沉湎于其中。在消费时代，诸多物什均成为商品，甚至连回忆也可被消费。回忆是美好的，但其中也可能包含着自怜自艾的温柔陷阱。书中的许多作者经历了当年的磨难，但在追忆那段年华时，却似乎为之裹上了金色的糖衣，以婉约留恋的眼光徘徊其上。其实沉湎并非读者最不能忍受的，但如果同时或明或暗地抛弃自己青涩时期微茫的理想主义，就有些让今天的我们退避三舍了。

历史记忆是重要的，摒弃对历史的戏说和胡说，“让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但也不要坚决地说与怀旧无关，过于撇清的姿态反而有些僵硬。历史记忆或怀旧都可以，重要的是多声部的存在。而《七十年代》的主体还是知识贵族们的诉苦，是一种高蹈的姿态，似乎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脱节了，说其为精英们的前传可能更合适些。事实上，精英们的写作态度是真诚的，但他们大多不满足于讲述，而是潜意识地试图总结那个时代。可惜他们是当事人，总结自己的历史很难做到超然物外的客观，尽管想努力这样做。正如中国的二十四史并无当朝人总结，总是历史沉淀了之后方可拿起笔来。其实，能平心静气地多记录历史细节就是为以后的书写做的最好的事，感性的故事可能远胜于貌似高姿态的提纲挈领。稍嫌可惜，视角的单一，使《七十年代》呈现的历史记忆未免有些狭窄和平面化。

可贵的是，在一片加了柔光的往事追忆中，还是有异样的声音存在。作家阎连科在七十年代不是知青，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他在《我的那年代》中执着地追问:“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如果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就需要另外一本书了。(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