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演变:下乡→下海→下岗

大概许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70年代叫人“下乡”，80年代叫人“下海”，90年代叫人“下岗”。

这“三下”虽然带有一些牢骚的成分，但也大致概括了中国近30年来的历史。仔细琢磨，这“三下”其实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潮起于6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政治运动，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严峻的经济问题:当时还非常薄弱的城镇经济难以承受迅猛增长的城镇就业人口，只好向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转移了1800多万城市剩余劳动力。

潮起于80年代初的“下海潮”，则是随着下乡知青的陆续返城，城里又一批批孩子长大，社会上出现了大批“待业青年”。当时正值刚刚改革开放，待业青年便下海“练摊儿”，当起了“倒爷”，开起了什么“雅马哈鱼档”、“珍珍理发屋”、“小小得月楼”……

下岗则是在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我国长期以来在大锅饭隐蔽下的隐形失业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出现下岗职工1150万人。

下岗是痛苦的，然而别无选择。下岗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一次阵痛，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可避免的代价，也是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

不过，我们注意到，在全国1150万下岗职工中，有36％的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年职工。对于那些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技能偏差的下岗职工来说，他们确需政府的安置、社会的托管。而对于风华正茂的下岗青年职工来说，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下岗其实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它意味着你终于从不景气的旧体制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一次新生的机会。

大胆假设:下岗青年会成为第二代大款吗?

“哎，瞧一瞧，看一看，出口转内销的T恤衫……”

这是我国80年代城市街头的经典一幕。而这些叫卖声，正是多少待业青年走上创业之路的第一声呐喊。

当时人们的就业观念是:“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然而，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当年那些不三不四的个体户如今已成为多元化发展的大集团，让人看不起的倒爷也变成潇洒的款爷。一不留神，他们成为中国最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据调查，中国的第一代大款(以百万富翁为标准)90％以上的就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个体户和私营业主。

亿万富翁李晓华，26岁时从北大荒返城回到北京，加入了第一代个体户的行列。他的第一桶金是从广州买了一台美国冷饮机，在北戴河海滨浴场卖冷饮，2毛钱一杯。然后是开录像厅、卖电器……到1984年，李晓华已经开着奔驰280私家车傲然驰骋于北京的大街上了。作为华达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华在1995年就被国际商贸组织选为“世界华商500强”，据保守估计，目前李晓华的个人资产至少在20亿元左右。

广州富豪黄振业，则是80年代初从一辆破旧的二手“红卫牌”汽车跑运输起家，如今已成为中国民生银行最大的个人股东，在他那张编号为010001号股权证上，写着“每股1元，共9028万股，股本9028万元”。黄振业今年才37岁，他的名片上密密麻麻地印着30多个子公司，涉及房地产、建材、通讯、港务和广告等产业。

1998年3月18日，“富奎号”广州—北京—哈尔滨铁路行包快运专列从广州火车站鸣笛启程。这是中国铁路史上首列行包私人专列，“富奎号”的执掌者即富奎集团总裁黄武学。16年前，黄武学不过是一个蹲在马路边上修单车的个体户。从修单车到私人专列，这是多么巨大的跨越!

截至1996年底统计，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2700万户，私营企业82万户，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6170万人，占全社会劳动者总数的10％。如果不是冒出这么多个体户、小老板，那么，现在的下岗职工也许就不仅是1150万了，而应该是1150万＋6170万。另据统计，我国个体私营企业仅去年就吸纳下岗职工360多万人，成为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渠道。

谈起成功的经验，黄振业轻松而幽默地说:“我是毕业于社会大学的搏士”。这个“搏士”的来头是:拼搏的“搏”，勇士的“士”。

那么，今天的下岗青年能否像当年的待业青年那样，又成为“市场经济大学”的“搏士”呢?

我在广州采访时，一名下岗职工感叹地说:“我要是前几年下海，今天也许就不用下岗了。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不过现在“下海”似乎也为时不晚。

小心求证:发财的机会有多大?

在上海街头，庄妈妈净菜社保鲜车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庄卫红26岁时从上海搪瓷六厂下岗，她跑了20多个人才市场，都没找到工作。后来，她看到一篇介绍日本净菜业的文章，想到上海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已经具备了发展净菜业的市场。1996年5月，庄妈妈净菜社正式开张，很快就吸引了来自家庭、饭店和宾馆的数百家客户。目前，庄妈妈净菜社已开始连锁经营，吸纳下岗职工140多人，还准备兼并上海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建立一个面积近万平方米的蔬菜加工中心。庄卫红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下岗，我的人生轨迹很可能是做个工人一直到退休。”黄碧莲1995年初从深圳亿达实业公司下岗后，她的婚姻也差点“下岗”。但是，她相信:“眼泪填不饱肚子，天地那么大，总能找到一个饭碗。”经过一番“市场考察”，她发现:深圳很多大公司没有早餐供应，于是，她把数以千计的打工仔、打工妹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搞起了“打工早餐”。每天5点多，黄碧莲从批发处运回一箱箱新出炉的面包，运到各大工业区，很受打工仔、打工妹的欢迎。如今，黄碧莲已在深圳风风火火地办起了自己的“下岗面包”厂，并在打工仔、打工妹众多的顺德市办了一家分厂。

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有些老行当可能会被时代所淘汰，但同时也不断产生对新行业的需求。净菜社就是一个新行当，目前上海已出现净菜社100多家。

与过去的知青上山下乡不同，现在的城市人又掀起了上山下乡创业的热潮。他们以城市人的商业眼光，以相对于城里工商业较低的投资，上山下乡发展商品农业或旅游业，往往得到较高的回报。

广东韶关有个著名的“青蛙王子”，他就是韶关电焊条厂下岗职工周明。1996年4月，他从车间主任的岗位上下岗后，为寻找出路，他到图书馆查资料，决定投资5000元引进20对美国青蛙种苗，到乡下办一个青蛙养殖场。到1997年，他养的商品蛙开始打入广州市场，他获得了比投资大几倍的利润。今年，他迅速把蛙场扩大两倍，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商品蛙基地，还开始筹划蛙皮制作，提取蛙腺素等深加工，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一个人的成功可以带动一大群，如今韶关郊外已是蛙声一片。

近年在广州郊区及广东全省的不少地方，城里人下乡养鸡、养鸽及其它珍稀动物的养殖业发展十分迅猛，蔬菜、瓜果的无土栽培及旅游农业也搞得红红火火。在商品海洋泡大的城里人，商业眼光的确比传统的农民高一筹，加上适量的资金投入，其效益一般比农民的传统种养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的农村才真正是城里人的广阔天地。今日的城里人上山下乡，与农民的脸朝黄土背朝天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我们有不少企事业，历来被一些庸才统治着，只要这些单位仍苟延残喘，他们便争着做官，有志气有本事的人才就上不来，只有单位死火了，想做官的跑了，有志气有本事的人才有上台的机会，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韶关帆布厂从1989年以来，几乎平均一年换一个厂长，但越换越糟，到去年8月，已累计亏损500多万元，工厂全面停产，职工全部下岗。33岁的张震乾是一名大专生，他不甘心就这么下岗了。他从家里拿出钱，北上南下，接触客户，了解市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东全省仅此一家专业帆布厂，只要找准市场定位，提高产品质量，完全是有市场的!于是，张震乾勇敢地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吸收原厂一些下岗职工重新上岗，并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恢复生产仅4个月，厂子已减亏45万元，职工月薪最高可达800元。沉没的韶关帆布厂又扬帆启航了。

希望之路:下岗→下海→下乡

历史的演变如此有趣:

下乡→下海→下岗，这是我国近30年来的历史轨迹；

下岗→下海→下乡，这又是下岗职工目前的一条希望之路。

这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市场经济浪潮推动下的历史的进步。

下岗是历史向13亿人口的中国提出的一道沉甸甸的世纪难题——

“九五”期间，预计我国城镇将新增劳动力5400万人，而社会同期可提供就业岗位只有3800万个，供需缺口为1600万；与此同时，还将有1500万国有企业职工面临下岗。前后两者相加，就是3000多万人。预计到2000年，我国的失业率将接近10％的警戒线。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告诉人们，举凡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会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

下岗职工创业者们的实践已经使我们看到:下岗职工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身上蕴藏着不可低估的创业潜能。只要敢于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浪潮，他们的潜能就会迅速释放出来。

下岗是一次凤凰涅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