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青山人未老

2004年，我在编纂一本史料时向我的初中同班同学邱玉兰约稿，她是汉沽区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她给我寄来了两幅照片并一篇短文，记述了他们“上山下乡”前后的一些情况。

1963年6月，河北省宝坻县还乡知识青年邢燕子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向应届中学生作了以《毛主席的号召》为题的上山下乡动员报告。当时，汉沽是刚刚划归天津市的远市区，虽然在青年中也开展过“学习邢燕子”的活动，但对“上山下乡”还没有多少宣传，去市里听邢燕子报告的只是全区四所普通中学的教务主任。主任们回来后也只作了一般性的传达，主要是:谁愿下乡谁报名。政策是下乡者可以保留四年城镇户口，由公安局发给“四年保留户口”的《证明》，四年期满后回原籍安排工作。两个月后，最后真正成行的全区只有汉沽中学6人、天化中学2人、铁神庙中学2人，6女4男共10人。他们都是生活比较困难的工人、渔民家庭中的长子长女。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们选择了上山下乡的就业路。而他们的父母则是因为有了“四年后可以回来安置工作”的承诺，才同意他们去上山下乡的。其中天化中学的孙维全、邱玉兰是我的同班同学，那年他们只有16岁。

1963年8月12日清晨，这十名初中毕业生在汉沽火车站告别他们的亲人，离开了汉沽。那时，没有欢送的锣鼓，没有胸前的红花，也没有“寄希望、表决心”的仪式，只有一名教师一路护送他们到了天津，与天津市区的5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会合后，当天傍晚他们就来到了河北省安次县大北尹国营林场，开始了他们的上山下乡生活。此后的十几年中，汉沽区声势浩大、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从这十名初中毕业生开始的，这在当时可能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情。

从汉沽走出去的这十名初中毕业生虽然年龄较小，但汉沽人刻苦耐劳、质朴憨厚、好强向上的传统特性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得到充分地显现，逐渐成为这支学生军中的骨干，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赞誉。有人入了团；有人被评为先进。1965年，他们完成了预定的造林任务后，分批调离了安次县林场。邱玉兰寄给我的两幅照片中的一幅就是他们十个人分别时的合影，照片上的题字是:“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时间是1965年1月30日。此后，我的同学孙维全被批准参军。邱玉兰和汉中的张景芬调到蓟县国营林场，另一幅照片就是她们（邱玉兰右）新的工作、生活地。照片背面标注的文字是“1965年7月，邱玉兰、张景芬在蓟县北部深山林区”。邱玉兰告诉我，这是她们的一位同事为她们照下的。

我被这幅照片强烈的冲击力重重地震撼着。背后是灌木丛生、高不见顶的大山，一簇乔木的枝叶悬挂上角，反衬着广阔的空间。两间低矮的用片石垒成的草顶房，在照片上看不到门、窗的样子和院子里的景象，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院门口”房山下一堆乱柴，另一侧的断壁上横着一根木棍，不知晾晒的是什么衣物。断壁下不知是谁丢下的种子，几株顽强成长的玉米生意盎然，标示着盛夏季节。地上参差散落着几块大大小小未经任何加工的石块，一块较平整的大石头上斜放着一个茶缸，那可能就是她们的“桌子”和“凳子”。两位穿着带大块补丁衣服、脖子上搭着毛巾、高卷着袖口的少女手挽手迎面大步走来。面对镜头，她们脸上绽放的灿烂笑容洋溢出阳光般的青春活力，那是两位花季少女发自内心的笑。

不认识邱玉兰同学的这位同事，我可要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摄影师，这幅照片可能是他最杰出的作品。整幅照片主题明确，人与景、动与静结合自然，构图巧妙，结构层次有序，真实地记录下了我们汉沽区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时的生活情景和她们的精神面貌。邱玉兰对我发过感慨:40多年过去了，在“人生最该书写的岁月，曾经执著，曾经辉煌，曾经无悔。待到挥手遥望之时才蓦时发觉，那熊熊燃烧过的圣火竟是自己生命的全部精髓”。“青春热血绿荒山”，她们把美丽的青春献给了大山，把血汗和泪水洒在了大山，大山因她们的青春奉献而更加青绿。

1967年，“四年保留户口，安置工作”承诺的期限已到。但那时正值“文革”初期，天津市革委会一纸文告宣布:“四年保留户口”政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予以作废。他们回乡无望了。那一刻，他们委屈、失落、不平、愤懑，可是没有人去“造反”，也没有人逃离，有的却是忍着饥饿，忍着寒冷、忍着常年超负荷的劳动，转战于盘山、黑水河、西水场、柏树沟、八仙桌子、梨木台、黄花山等荒山秃岭间去育苗、栽树、灭虫、改造天然林。邱玉兰近来对我说:“那时候他们经历的困苦，常人是难以想象到的。活累、吃不饱，有人饿晕在劳动中，有人吃野菜充饥时中毒。缺水，刷牙只有两口水，20多人伙用半脸盆水洗脸，每个人只能用手指蘸点水擦擦眼窝。冬天睡在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野兽的嚎叫声。早晨起来，昨天晚上脱下的被汗水湿透的鞋里结了冰，穿在脚上让人能真实地体验到什么叫‘冰凉’。艰苦磨砺了我们的青春，在艰苦的磨砺中，我们付出了美丽的青春和满腔的热血，收获的是融入了自己生命的满山绿色。”正是有了当年他们几乎近于挑战生存极限的壮举，才有了今天让人们赞叹不已的八仙桌子、梨木台等天津人为之骄傲的旅游景区。

后来，同去的知识青年们陆续调出了林场。邱玉兰和她同是天津知青的爱人也有多次机会回到城里，回到故乡，可他们却没有走，一直留在山里，继续种他们的树和草，种活了几十万棵树苗，引进、繁育、推广过几百万株花草，踏遍了那一带的山山岭岭、沟沟谷谷，身后留下了一片绿色。时间到了1986年，天津市政府又发出文件，落实延搁了20多年的“四保”政策。文件规定，可以给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子女一个名额的户口迁回本市，工作、住房问题自行解决。当时他们都是四十岁的人了，但汉沽的这十个人中仍有四个人迁回家乡，其余六个人分别在兰州、廊坊、山海关、蓟县落户。我的同学邱玉兰和她的丈夫就落户在蓟县。虽然调到了县城，可她的工作依然没有离开绿化。在林业局是管绿化，下乡挂职当副乡长还是搞绿化。算起来，从下乡的第一天起，一直到退休，工作上、生活中，她始终没有离开过花草树木的绿色。

他们夫妻很有激情和能力，深居大山20年，绿化荒山野岭颇有业绩和贡献。植树造林之余诗词唱和，在当地知青中有较高的威信和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柳溪等作家曾采访过他们，1979年5月，《天津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发表《白云生处有人家》的专访，报道了他们的事迹。2002年，邱玉兰从蓟县林业局退休后，仍然痴迷着她的绿化的事，种花植树，帮助一些单位搞园林绿化设计，忙忙碌碌，乐此不疲。她投入巨大精力，收集、整理、出版了记录着他们这批天津知青在深山老林艰苦奋斗、植树造林情景的相册《绿缘》，再现当年他们这个英雄集体燃烧激情的光辉瞬间。她还为天津市有关部门撰写了大量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资料，并多次组织老知青们的集体活动。我曾在天津电视台《四季风》节目中看过他们活动的实况播放，再次目睹了老同学的风采。

我的另一位同学孙维全后来落户在廊坊。1970年前后，他当兵回家探亲时，曾约了几个同学来我家玩，还拿来了一个能自拍的照相机为我们拍照，话不多，但很热情。1992年，我们同学聚会时他也来了，虽然当过兵，又在外闯荡多年，但依然内向。几十位老同学集聚在一起，人声嘈杂，笑语声声，人人都唯恐别人听不到自己讲话，只有他少言寡语，直直的目光从这个人脸上转到哪个人脸上，或低下头去卷他的旱烟。可以看得出他内心的那种激动，那种有千言万语要讲述的欲望。可在为他特意安排的发言时，他却吭吭哧哧，没说出几句完整的话，额角竟冒出了汗。当时，我在他的座位前摆放了一束鲜花，照了一张特写照片。我本来就常常在同学中以照相技术好自诩，又是刻意安排，竭力捕捉精彩瞬间，那张照片照得真好，我想他收到后一定会非常满意。遗憾的是，从那以后就一直再没见到他。几年前，不到六十岁的他客死异乡。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立刻想起了他那几近木讷的神情。

40多年前，汉沽区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十名初中毕业生，他们少小离家，在远离亲人的异乡吃了很多苦。我和邱玉兰、孙维全二位同学的关系都很好，那些年每逢他们回家探亲时，我们都要聚聚，和邱玉兰平时还有书信往来，与邱玉兰的老伴杨国志也是能在一块喝酒喝到酩酊大醉、无话不谈的朋友，可我从没有听他们抱怨过工作的劳累和生活的艰辛。他们给我讲过到深山去采集植物标本的方法和乐趣是那样的神奇，说得我按捺不住冲动，跃跃欲试；他们给我讲述的大山里景色是那样的令我神往:满坡的山花烂漫，溪水潺潺，清澈见底；极目重峦叠嶂，松柏森森，青翠欲滴;天边纤云弄巧，风卷风舒；枝头果实累累，红艳诱人；金风乍起，丹叶簇簇，浓郁醉人；红日高悬，白雪皑皑，分外妖娆。那真是一幅幅圣手难画的立体画卷。只是在看到了这张“身在大山中”的照片以后，我才从中想象到他们经受过的炼狱般的生活。可邱玉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即使在最艰苦的劳动时、生活中，他们也是“一路歌声”，满屋的笑声。

“踏遍青山人未老”。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大山的汉沽儿女还是汉沽人。人进老年，夕阳下思乡之情悠然，白发人赤子之心不改。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刻起，在风风雨雨的人生磨砺中，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也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心里总是揣着家乡这方热土对自己的养育之情，秉承和延续着汉沽人善良、向上的特性，用自己勤勤恳恳、拼搏奉献的一生回报家乡对自己曾经有过的教诲和养育。在四十多年的风雨人生中，他们始终眷恋的是家乡的热土，牵萦的是家乡的亲情。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沽人，他们是汉沽人的骄傲。（邵允富）(本文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