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向东（右）8个兄弟姐妹中就有3个是海南知青。 （资料图片）

讲述人:

胡向东，1948年10月出生。1968年~1977年，龙江农场当知青；1977年~1981年，海南自治州师专上学；1983年回到广州；1992年1月，与朋友合伙投资30多万元，成立广州正大电脑应用与数据修复有限公司，这也是国内创建最早的电脑应用与数据修复公司，现为公司经理，国内著名数据修复专家。

编者按:2008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为真实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具体历程，省档案馆从今年初公开向社会征集反映“广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资料，同时收集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昨天，广东省档案馆向本报独家公开了当年亲历者首个口述历史，口述人胡向东讲述了1968年~1977年到海南龙江农场下乡的亲历故事。

■文/图 记者黄丹彤 通讯员钟鸣

“我很幸运，作为广州市第一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代表广州市6万多即将上山下乡的中学生起草了《给广州市三百万革命人民的告别书》。” 39年后，59岁的胡向东回忆当年下乡情景时仍一脸自豪。以下是胡向东的讲述。

代表6万毕业生起草告别书

1968年11月6日，那份我主笔起草的代表全体准备下乡知青的3000多字的告别书，经老师修改，然后用集体名义在《南方日报》发表了。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说心里话，作为广州市最好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和学校优秀团干部，起初我对“文革”是有抵触的。因为爸爸是广州海关旧职员，我既没有条件加入红卫兵，又不够格进入“造反派”。正好来了个下乡运动，所以我很快选择到海南。临走时，我们在文化公园开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有学生代表上台宣读《告别广州人民书》。为了响应主席号召，我家8个兄弟姐妹里就有4个下乡，其中3个到海南。

10年的农场生活，若要给个言简意赅的归纳，我想用“岁月流金愈留金”最恰当不过了。我们壮志满怀走进农村，直接接触到中国社会最底层。记得农场的第一次出工，同学们满手都起了水泡。收工时，我们住进自己搭建的茅草房，一日三餐萝卜干酱油汁。可大家毫无怨言，激情满怀地争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炼。

表现认真成兵团先进分子

记忆最深一件事是，刚到海南龙江农场，当地缺乏青菜，原因是菜苗奇缺，我就提出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去最艰苦的岗位。领导把我分到较为偏远的光芒三队种菜。为了让大家有菜吃，我背上军用水壶和木薯，徒步行走40多公里的山路到儋县买菜种回来种，我没花集体一分钱。买回菜种种下后，为了防止菜被周围的村民偷走，我又申请搭临时茅棚住进距离场部1公里外的菜园里。因为我的认真表现，1970年还被评上了兵团先进分子。

我充满激情远离家乡来到农场，一心只想建设农场建设国家。现实中遇见的一些事情却让我无法理解。1973年海南刮大台风，农场遇上天灾农作物受损，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去，可上级下来检查工作时农场一些领导却不顾农民的生活困难，还大搞排场大吃大喝。显然是大家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被挥霍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建设农场的最初的想法被现实冲撞了，百感交集中我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还附上一首诗16字令的诗《送》。至今那诗我还清楚记得:送，大吃大喝排场红，君不见，超支公家弄；送，一分一文从群众，来不易，坐吃金山空；送，挥金如土理难通，中央令，岂当耳边风。

过了半个多月，没想到总理办公室还给了回信。遗憾的是回信留在了兵团司令部，很快我就挨整了。不久，我被调到离团部很远的地方挑牛粪。

下乡的日子我从来没有奢想要回城，因为我的出身问题，就是照顾回城或者推荐工农兵大学指标都不会轮上我。日子久了许多广州知青都想回广州，记得那个时候“后门”之风盛行。当初刚离开广州前，我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女生，我高她三届。去海南初期还经常和她保持联系，之后联系少了。到了1977年，经人介绍我和一个老工人的亲戚结婚。

一个星期复习考上大学

恰似一场春雨，唤醒沉寂大地。1977年底，岛上传来一个特大喜讯:我们的国家又恢复高考制度了！我高兴得跳起来，开始到处去借书。当我找回复习课本时，仅仅剩下一个星期时间了，所以对应考试用的全是平时的积累。有趣的是在考数学的时候，由于我习惯用算盘运算，在我的要求下监考官破例让我带算盘进考场。因为考得并不理想，被当时的海南自治州师专（今天的五指山大学）录取了，学的是我喜欢的数学专业。

上大学后，我的激情重新被点燃。“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主席的这句话时时在激励我发奋拼搏。学校规定早上6时起晚10时睡，我每天5时起来在校园路灯下看书背英语，每晚11时睡，每天都要比其他人挤多2个小时学习。大学毕业后，我又去华南师大进修了一年。

知青经历让我学会刻苦

1983年，广州市科委下面的广州市应用数学推广办公室招聘工程师。我决定毛遂自荐，提交毕业论文《胶园更新的数学模型》。文章引起他们的兴趣，最终他们被我打动了。在广州市计算机应用研究所，我从事软件开发和数据处理，一干就是9年。1992年1月，我与两个朋友合伙投资30多万元，成立了广州正大电脑应用与数据修复有限公司。

如今，我的事业越做越大，很多人都说这和我的知青经历有关。我觉得这当中并不神秘，关键在于知青经历让我学会刻苦，学会永远努力，努力，再努力。要让我回过来再看看过去，对当年的知青经历我始终认为，“知青精神”是值得发扬的，它教会我正确面对困难，面对挫折，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

相关背景

1968年11月，又一届应届中学毕业生即将离校，此前的1966年、1967年两届毕业生既未能升学，也无业可就，如何安置这些青年学生成为当时一大社会问题。12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的农村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这次号召使得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潮水般涌向农村。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始于1953年2月，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以解决农村急需的文化人才问题。然而多是家在农村的学生回乡务农，少有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下乡运动结束，全国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仅广东，到1970年底，上山下乡的知青就逾40万人。

据《广州市志》记载，1976年12月22日，广州市委召开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8周年大会。8年来，广州市已有知识青年34万多人上山下乡。奔赴分布于全省(包括现在的海南省)的202个国营农、林、茶场以及到农村插队落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下乡知青迎来新的历史机遇。然而，在当年下过乡的全体知青心目中，那段历史烙下的深深印记，成为一段永远挥之不去的难忘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