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下乡的时间是1972年2月1日，这一天，是我读书那所中学400多学生下乡的日子，三台县另外两所中学的800多人，要等到次日和第三天登车。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当时的欢送场面，每人一个铺盖卷，胸前一朵大红花，天蒙蒙亮的时候，在一长串“解放”牌和“交通”牌货运汽车的队列中，分别登上把自己带向远方的那辆车。车下面，一个比我年龄大的同学正与母亲告别，母子俩哭得泪流满面，让我真有点瞧不起他。

说实话，读中学期间，每月27斤供应粮，且缺少油荤，人正处于生长发育的时候，又要打篮球，又要游泳，卡路里的消耗量与摄入量严重脱节，把人每天饿得瓜兮兮的，早就盼望有增加供应粮的机会了。这不，下乡头10个月，每月有35斤供应粮，每月还有8元钱生活费由自己开销。8元哪！就为了这8元钱，管他娘的前面有什么艰难险阻，也值得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语录），所以，遇到这样的好事还要哭的人，一定是“小资产阶劣根性”特别严重。

在欢送的锣鼓声中，汽车开动了，说来惭愧，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准确地说，是“站”汽车，“交通牌”的货车车厢里，挤着我们半个排（班级）的二十几个学生。这一天，距我17岁的生日，只差1天。

这里，还应该给现在的年轻人简单讲讲知青的分类。

在现在的年轻一代中，不少人以为“知青”就是文革初期造反的“红卫兵”，这纯属严重误解。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末——1969年初，结束于1978年。这期间下乡的“知青”，准确地说，分为两大批。如何分呢？又得说到“文革”了。

1966年下半年文革开始后，凡是初中以上的学生，都可以组织或参加“红卫兵”，正念小学6年级的，通通没资格。

那些“红卫兵”，在已经不需要他们继续造反的情况下，于1968年末——1969年初，中小城市的插队下乡，大城市的到边疆，这些第一批“红卫兵”“知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老三届”。

现在有一些说下乡是“红卫兵”得报应的言论，说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不想评论这些言论，我要提醒的是，即便此说成立，也只能局限于这批当过“红卫兵”的知青。

1969年“复课闹革命”了，原先小学66级、67级、68级和69级共4个年级的学生，一次性挤到中学里面念同样的初中课本，尽管课本主要是“突出政治”，学不到多少知识，但好歹，总算是读了一回中学。

到了1972年，初中才念了两年半，政策来了，所有初中生，通通毕业，凡年满16周岁的，一律下乡当“知青”。与此同时，凡年满16岁，只念完小学没有念中学的，作为“社青”，也一律下乡，当然这些“社青”的比例不大。

接下来以后的年复一年，高中毕业的、初中毕业的、小学毕业的，按照“知青”和“社青”的区别，一批又一批，走上了“接受再教育”的道路，一直到1978年。

按我的分类法，1972年——1978年下乡的知青，应该是“中学生知青”，而我，就属于“中学生知青”中的第一批。

我和3个伙伴刚下乡的地方，名叫“红岩公社”，位于本县与绵阳的交界处，离县城约70公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年代，属于信息极度闭塞的地区。

下乡不久，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地的贫下中农社员，对知青有着一种畏惧和戒备的心态。好多次，走在长长的田埂地埂上，不管知青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狭路相遇的农村社员，不管是担挑的，背背篼的，牵牛的或是其他扛东西的，不管身上负荷多重，都要老远就跳下田埂地埂进行回避，给空手轻装的知青把路让出来。 那情形，可能40年代的“良民”遇见“皇军”，也不过如此。

时间长一些，跟生产队的社员混熟了，才知道，那种遇知青如遇土匪的畏惧和戒备，都是前两年那批“红卫兵知青”——我们的兄长——给闹腾的。

在68年年底至69年年初的时候，经过“造反”和“文攻武卫”的“战斗洗礼”的“红卫兵”，还没来得及在“新生红色政权”里面分到“席位”，就“响应号召”下乡去“接受再教育”了。三台县头一批知青“插队”的地方，都是靠近绵渝公路、自然条件很好的河坝地区，其中一些人，“插队”在离“红岩公社”约十几公里远的“永明公社”。

在1969年的时候，为“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武斗，在三台县还正打得难分难解，中央要求交枪、停止武斗的通令发了一道又一道，可下面呢，这枪是交了“抢”，“抢”了交，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个完。

这年夏天的某个夜晚，刚交了枪没几个月的“县革委会”“武卫队”，因为“形势”骤然紧张，在“没有枪，没有炮”的情况下，不敢等到“敌人给我们造”，又组织了30多车人，再一次到绵阳军分区去“抢枪”，可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让那批知青知道了，于是有上百人的知青，趁火打劫地参加到“抢枪”的行列中，面对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以前的“革命战友”，“武卫队”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装着没看到。

知青们“抢”了枪以后，因为再也没有“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义务和责任，只好响应记不清是老人家所说的还是江青所说的“小青年玩玩枪……”的号召，没事就提着枪到处炫耀，压上子弹到处乱打，比如在公厕里测试一颗子弹可以打穿几层木板隔断。

我当时正读中学，也曾经从知青手中得到过4颗手枪子弹，不过没有来得及“使用”就被母亲偷偷交给了单位的“武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