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知青，特指插队知青。其实那时我也是知青，属回乡知青，比他们早离开学校一年。

人们一般理解，知青插队是1969年的事。其实大批知青插队，最早在1964年的秋天就开始了。那时有个学习邢燕子和侯隽、很有特色的回乡知青榜样董嘉耕，名闻全国。于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时间，成了很能激动青年人心的口号。因为毛泽东早有经典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大队一下子来了35个城里知青。我生产队地多人少，来了7个女知青，社员们的眼里仿佛是九天七仙女下凡尘，都被安排在新砌的三间茅屋里。中堂一张毛主席像，上联是“听毛主席话”，下联是“跟共产党走”，大门上是“站在家门口，胸怀全世界”。

我当时是大队贫协副组长，知青的事就历史地落在了我的肩上，本队的知青，就成了我的“试验田”。我有义务和责任，帮她们“闯三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

说是知青，其实书本知识也有限，大多初中毕业，极少数高中毕业，另有不少的小学毕业生。年龄大多在十七八岁，各方面都稚嫩得很。

衣食住行，开门七件事，都要自己来，哪那么容易。单说到河边打水，要上摇摇晃晃的水木挑，就吓得哇哇直叫。烧水也是难事一桩，柴草塞在灶肚里，要么是擦多少火柴也不理你，要么便是“轰”的一声，眉毛都烧掉了，吓得魂飞魄散。

劳动么，首先那一脚宽高低不平的田埂，她们手拉手走在上面就像走钢丝，要是有点露水或来了一阵雨，滑得像浇了油，就谁也别想开步了。而我们照样可以行走如飞。她们正赶上秋收，割镰倒是轻便，可是左手抓稻棵，虎口向下还是向上，人是蹲着还是低头弯着，就拿不准了。社员一把能抓十几棵，她们的手却是一课都抓不下，放稻把是一片狼藉。至于一早晨，手指割破，掌心磨破，血染稻把一片红，就更是惨不忍睹。

七家人一屋子生活，一桌子吃饭，时间长了，鸡毛蒜皮，磕磕碰碰是难免的。在日以继夜繁重的体力劳动面前，必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那么，各种情绪和思想的解决，就要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进行。每天晚上或者雨天，我就要参与她们“老三篇”的学习，号召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那样要求自己，克服困难。然而，许多芝麻绿豆事岂是经典语录所能了结。共同生活是一门学问，不是任何说教可以替代的，要紧的是相互关心与体贴。

秋收过后，她们一下子分到许多稻谷，兴奋得发了愁。长期习惯于被父母指派到米店里十斤八斤籴米的她们，哪里见到过这么多粮食！放在哪里呢？而且这有壳的东西怎么吃啊？要把这些稻谷运到一里路外的加工厂去变成白米，对于她们来说更是大难题。我必须或亲自或安排稳妥的社员为其解决。

农村风俗，春节开始总要逐个生产队演出自编自导的文娱节目。吸收她们参加大队冬季文娱宣传队，通过排练演出活动，消除寂寞，增添生活情趣，是一种很好的“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方法。我那几年在大队宣传队拉主胡，配合大队团支部，每年在这方面要花很多心血。然而，要让他们年头上不回城，在农村一场又一场地演出，也实在是一个矛盾。有个知青叫王仁德，很有点表演天才，他主演的节目《相亲》，被公社选中要在元宵节会演。哪料到临上场前，他在后台看别的大队的节目《母亲》，忽然想起自己家中生病的老娘，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他的节目一再推迟上场，幕后急坏了我们……

他们渐渐地跟农民融合在了一起，其中不少人入了团，一位优秀的女知青跟农民结了婚，入了党，成为大队支部副书记。社员的新鲜感过去了，城市也渐渐忘记了他们。“文革”开始后，他们就已经被彻底遗忘在了“广阔天地”。我借串联机会去城里挨户访问了“七仙女”的家庭，发现除了个别，大多是家境比农民好不了多少的穷工人，住房简陋，收入微薄，常有入不敷出之忧。他们说孩子去农村“经风雨，见世面”，能自食其力也是好事，只是担心人身安全问题。虽说上面三令五申女知青（还有军婚）是“高压电”，然而，当时乡村干部中冒死“触电”的事，仍时有发生。

“打回老家去，回城闹革命”口号提出以后，知青中不安心的，首先走了，安心的也渐渐不安心了。最后，连在农村结婚生子，扎了根的，也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回了城，连带孩子和配偶。倒让许多农民从此有了城市亲戚，这在当时的农村，倒是非常令人羡慕。缩短了城市与农村的距离，也算是知青插队的一大“功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