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六八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沉重的一页。这年年底，全国各地几百万老三届的学生，怀着对党的无限热爱，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以后的七、八年中，生活不断的磨炼、冲击着这批年轻人，由此产生的许多令人永难忘怀的悲欢离合，恐怕一支秃笔是很难完全书写出来的。

六八年十二月初，我们学校在武汉市率先行动，选择的是湖北省江陵县（即古荆州）将台区（即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郓都）的农村。将台区是江陵县最穷苦的水稻产区，有的生产队一个工才二、三毛钱，最好的也就八、九毛；农民住的是清一色的土坯茅草房，谁家若住的是瓦房，取媳妇都要容易得多。学校选择这里的理由是，虽然穷，但没有血吸虫。

我和第一批下乡的同学来到这里，还没到生产队就出事了。由于我们自愿组成的插队小组六个人出身都不太好，被强行拆分成两个三人小组，还要将外校的几个初中女生放到我们中间，被我气愤的拒绝了。没想到的是，其中的一个女生影响了我的一生。

刚到农村，对什么都新奇：夜里的狗叫，早晨的鸡叫，白天的驴马牛叫都叫人好奇。土坯的茅草房冬暖夏凉，稻草铺散发着特有的清香，柴草烧出的锅巴饭香味扑鼻，使人食欲大增。随着第二批、第三批下乡人员的到达，我们小组又来了两个高二的女生，两个六九届的初中男孩，七个人在一起显得热热闹闹。

由于年轻，身体好，农村壮劳力所干的农活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在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五大农活：踏车（四至五人脚踏式的抗旱水车，不光要会踏，还要会随时组装和拆卸）、耕田、赶耖（将水田整成水平以便于插秧），挑堤（修筑荆江大堤，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从解放那年开始，这里的农民在冬天农闲的三个月里，年年都在赶早打晚的修筑荆江大堤）、堆垛（将收获的来不及脱粒的稻谷码放成垛，不允许露雨）。此外，还学会了劈篾，打箢子（挑堤装土用的）、编篮子等男人活计。

在农村的第一年，我深刻理解了农民生活的艰辛。这里是水稻产区，一年种两季水稻。大忙季节，又要收割早稻，又要立即将田整出来，马上栽种晚稻，中间的一系列农活都要人干。因劳动力不够，为了不耽误季节，大家都是早上两点就要起床拔秧苗，除了中间的吃饭时间，一直要忙到晚上八点才收工。就是这样，一年下来，壮劳力才能按定额分到600斤稻谷（打成米就400多斤）。除了口粮，能分到200来块钱就很不错了，遇到点灾荒，还要饿肚子。大部分粮食要上交国家，连辛辛苦苦喂大的猪，也要交一才能杀一，否则就是违法。谁能想象，农民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的生活着。

这种环境对我们这些城市里来的知青来说就惨了，农忙时，常常是饭还没做好，人家就已经吃完又出工了，晚上通常要到十点多才能休息。人说无娘的孩子天照应，虽然劳累，我们还是快活的出工，白天与农民们拼着干，回来又忙着做饭、喂猪。得空还唱唱歌，吹吹笛子、口琴什么的。没有菜的时候，辣萝卜比瘦肉都香。

打击是从对知青的招工工作开始的。70年开始，红色出身的人一批接一批的离开了农村，接下来的两年，出身淡红的、无色的、甚至灰色的人也陆续离开。到七二年，热闹的知青小组只剩下了我和邱乐两人，其他知青小组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对我来说是比任何冲击都剧烈的震动，客观事实告诉我，留下的人都是有着某种缺陷的，这种"缺陷"无法用后天的表现来弥补，它打破了我对未来许多美好事物的憧憬。在这种时刻，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思想、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不断的刺激着我，使我不得不深思。但是冥冥中，脑海里总是不断出现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模糊但坚定的信念：你不会一辈子留在农村的。

我知道悲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而继续努力干着我认为应该干的事。了解我的是接触过我的人，我的表现得到了大队、公社乃至区、县一级的领导的承认和表彰，连续两年被选拔到水利工地作为公社一级的政工员；在县红三员学习班里（政工员、广播员、宣传员），成为区一级的政工员。在大队，我负责起大队的文艺宣传工作，用业余时间排练节目，组织文艺演出；利用二手的50瓦晶体管扩音机和电影队淘汰下来的汽油发电机，帮助建立起有线广播网（那时收音机在农村是很稀罕的物品），不仅能使家家户户都能从舌簧喇叭里听到中央的声音，对大队统一指挥农业生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的一切努力虽然不会被招工人员看好，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能享受到欢乐，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重新认识了她--这个曾经被我拒绝接受的外校女生。她出身工人家庭，是当然的招工对象，在第一批招工人员名单里就有她，可是她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要继续留在农村，以后又多次放弃当工人的机会。她的行为引起了我的好奇，在水利工地，我们汇聚到了一起：我是公社的政工员，她是广播员。我原以为她会有通常"红五类"都存在的那种"傲气"，是难以相处的人，不想，她很尊重我，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些毛病。她喜欢研究社会，对许多事都有自己独特、大胆的见解。对世事的看法，也与一般人普遍存在的世俗观点大相庭径（比如对出身不好的人就没有偏见）。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默契，对许多问题、特别是对知青问题的思考也非常吻合。在县学习班，我是区政工员，她是县知青典型，我们合办的墙报由于能及时记录各区与会者的精彩发言，整理摘录发言者生动形象的比喻，以及他们对各种事物诗歌式的描述并加上我们的点评，因而在我们的墙报前经常有大批学员驻足观看与抄写，在学习班里引起了轰动。她们大队是县里的重点，由县里帮助建立了先进的有线广播网，她是广播员，对支持、帮助我建立大队广播网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慢慢的无话不谈，在一起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有时即使不说话，也都沉浸在思想交流的享受之中，但彼此之间不断滋生的情感，对我来说，都止步于残酷的现实面前，直到招收工农兵上大学时……

知青日记--我的一九七二       

1972.4.2

几天前，邱乐告诉我，家里给他来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要他考虑在农村成家的问题。他妈妈和舅舅说，既然没有走的希望，年龄又越来越大了，不如就在农村安家，否则以后会更难（邱乐的情况，在我的博文"老三届日记之长征串联1" 中已介绍过）。

这几年，经过多次招工的痛苦折磨，以及许多好友的伤心离别，留下来的知青的苦闷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知青中流传着一首名为"雨前"的诗，能表达出他们那种忧郁的心情：

我问她，

你有什么伤心的事，

是谁欺侮了你，

为什么这样沉默，

可以告诉我吗？

在风雷的轰响声中，

她仍然板着昏黄的脸，

屏住气不愿意理我

我劝她

要哭就痛快的哭吧

这样闷着，大家都会难受的。

能够忍受这种心理上、精神上的煎熬，在农村继续坚持的人，需要坚强的毅力。许多人找各种各样的门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离开了农村；留下来的人中，有的也是偷鸡摸狗、消极怠工，甚至自杀。象我们这样将苦闷压在心底，咬紧牙关，和往常一样一直与农民们正常出工的知青，已为数不多了。邱乐能坚持到现在，应该值得骄傲。我知道他告诉我家信的内容，是希望我能给他出出主意。现在小组只剩下我们两人，我对他来说就像家人一样，我应当为他的事操心。可是我不能用我那虚无的、苍白的、毫无根据的"信念"来劝阻他。我问他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他说他想了很久，看来只能这样了。我无话可说。

既然邱乐决定这样做，我就得尽力为他物色一个好姑娘。这几年，我虽然没有成家的念头，但由于工作关系，对大队里的人都非常熟悉。我马上想到了一个叫家秀的女孩，她人如其名，长得白净秀气，人也聪明能干，瘦高的身材与邱乐1.76的身高很般配。在队里，她还是劳动能手，栽秧割谷样样数一数二。我与邱乐提起她，邱乐同意我的评价，说自己对她映像很好，我决心促成这件事。

家秀是大队书记家森的远房妹妹，我和书记的关系很好，昨天找到书记，与他说到这事，希望他帮忙说合，书记痛快的答应了。晚上，书记和我到家秀家说媒，家秀的爷爷奶奶征求了家秀的意见（家秀的父母已不在了），基本上同意了这件事，只是要邱乐按当地的习俗，亲自上门求婚。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在回来的路上，和书记商量，说邱乐的身体不适于长期干农活，是否能将邱乐调到大队小学去当民办教师，书记说会考虑的。

回到知青点，将经过告诉了邱乐，要他第二天去上门求婚。今天晚饭后，邱乐去了家秀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看样子谈得不错。从初中开始，邱乐就是一个人，渡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现在已26岁了，正如他自己说的，就像长期航行在暴风雨中的船，现在找到了一个靠岸的地方。虽然家秀家境贫寒，难得的是家秀心地善良，相信她会让邱乐得到家庭的温暖，抚慰他那孤独的心灵。我衷心的祝福他们，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在目前的情况下，把日子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