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队最后的队长:王世英
2010年07月08日 19:07 人民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以下部分摘自人民网综合报道,原题:《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和毕业的著名共产党人命运如何》

王世英:1905年生于山西洪洞。第四期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天津军管会参谋长兼警备副司令员等职。建国后曾任山西省省长等职。1968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以下部分摘自《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作者:马振犊,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出版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1921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24年考入国民第二军学员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四期,1926年参加两次“东征”及省港大罢工,1928年组织皖北暴动。暴动失败后,一直在阎锡山部活动。直到1931年10月到上海,才找到党组织。1931年底他被派往南京建立党的情报关系,因身份暴露,次年2月又返回上海。

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了左翼文化人潘梓年和丁玲后,直接威胁到潘汉年的安全,潘汉年被迫离开上海,转往中央苏区。在此情况下,上海中央局决定暂由王世英同志代理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工作。同时,由于原情报科工作人员刘鼎、欧阳新(大汉)等骨干亦已相继转往中央苏区,王世英又找了新的助手张庆炎。

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邝惠安指挥的“红队”大部分队员被捕后,上海中央局命武胡景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又命王世英重组“红队”以延续革命武装斗争力量。

为了党的革命事业,王世英迅速抽调一批身强力壮、具有经验与技能的地下党员,重新组建了“红队”。[2]他们继承了“红队”的光荣传统与作风,曾成功地在被特务们包围的剧场中,击毙带着特务搜查的叛徒,营救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又曾策划过营救方志敏的行动。

1935年7月中旬,上海中央局的交通员突然给王世英转来正被国民党关押在南昌百花洲监狱中的红十军团长方志敏的一封密信,此前方志敏正率领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转战于浙赣边界。1935年1月,红十军团被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在赣东北的怀玉山,除少部分突出重围外,大部分被击溃,方志敏也在闽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辗转关押于南昌狱中。方志敏在信中说,经过他的宣传教育,百花洲监狱看守愿意配合他越狱,方志敏建议党组织搞一艘汽艇,带上武装去劫狱。

王世英急忙找到张庆炎共商对策,决定派出四名队员前往南昌营救方志敏。但“红队”尚未来得及组织实施劫狱计划,蒋介石即下令南昌行营于8月6日枪杀了方志敏。9月初,王世英从上海撤离到天津后,他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了方志敏遇害的消息,不禁自责“动作太慢,被敌人抢了先”。

7月底,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已无法存身,只好决定让尚存的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苏联,并决定由王世英负责的“红队”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

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处境已愈加险恶,不仅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均失去了联系,而且活动经费也极度缺乏。王世英代理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后,为同党中央、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临时中央局破坏部部长毛齐华按照负责人刘仲华的指示,于这年夏天重新组装了一部电台,并向中央苏区发出联系讯号,但一直未得到回讯。1936年初,毛齐华辗转抵达瓦窑堡时,曾当面询问周恩来是否接到过上海发出的电台呼号。周恩来说:“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地长征,顾不得这些了。”

就在邝惠安等人壮烈牺牲的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高级人士被捕。其中,包括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人。不久,原上海中央局军委干部刘仲华于次年3月份宣布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负责全盘工作,并任命贺昌之负责组织工作、蒲化人负责宣传工作、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工作、毛齐华负责破坏部工作。在此紧急关头,王世英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党转移疏散了五百多位干部,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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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官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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