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窥视山东 为避免予人口实袁世凯镇压义和团
2009年06月21日 19:04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已往,不少近代史著作,把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的原因,说成是由于美国公使康格要求罢黜毓贤,并未直接点名的推荐袁世凯继任。清廷屈于压力,乃罢毓任袁。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当时山东局势,还有更深的原委在内。

1897年11月德国藉口巨野教案,武装侵占胶澳地区之后,引起连锁反映,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界地。与此同时,清王朝害怕德军再向山东内地以至中原扩张,切断江南与北京的通道。事实上,盘占青岛之德军,曾以日照教案为由,出兵日照、沂州等地,四处骚扰。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之袁世凯,极为关注事态的发展。当德军占据胶澳二十多天后,即1897年12月6日,他就电告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说:“密闻德国国王遣其弟及太子带船先后来华,意似不仅在胶州。查胶州西北为莱州太平湾,倘由此路泊船登陆,进据平度,则芝(罘)、莱隔离,恐非我有,拟应在莱、平(度)、高(邑)、潍(县)均须驻兵防守方妥。”(《养寿园电稿》第三部分,第276。)随后,他又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陈说:德国陆续增兵,如巨野教案与德占胶州不速为谈判“定局”的话,“恐嗣后尤难结束”,敦促速为了结,避免事态扩大(《养寿园电稿》第三部分,第277页。)。1898年,德国与英国先后强行租借胶澳和威海以后,于当年10月31日他又给张汝梅去电说:“时局危急,山东逼处英、德,为京畿近援,必须赶练精锐,为国宣劳”;“烟台为通商口岸,德屯据其后,不宜多屯兵,似应在青(州)、潍(县)一带,集成大枝,认真操练,切忌零星分散,进防威、胶,退固泻(原文如此,似为‘济’)南,并可遇事勤王。”(《养寿园电稿》第三部分,第281页。)这个建议是对头的。后来他任山东巡抚时,就是按上述意见布置驻防的。就是说,重点是防御德军西侵。袁世凯认为:处此境地,战争难以避免。因此,当他滞留北京时,还专门写信给代理营务的徐世昌说:“时局至此,战事不可忘,请嘱各营加功操练。”(《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2页。)袁世凯左一个建议,右一个提醒,出谋划策,预筹战备,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德国占据胶澳后的局势,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也持有和袁世凯相似的认识。当德军以青岛为基地,向日照、沂州等地不断侵扰之际,1898年11月9日,刘坤一致军机大臣、武卫军总统荣禄函说:“德人占我胶澳,想在割我山东全省及黄河之南。德国前借小故,径以兵队侵扰日照、沂州,姑为尝试,且以察看道路险夷、内地虚实,狡焉思逞,如见肺肝。德若据我沂州,则南北中断,不惟河南可危,中原亦难措手。”因此,他建议荣禄于武卫军所部袁世凯、董福样、聂士成、宋庆中间,抽拨一支劲旅赴沂,与驻防徐淮之刘坤一部“因资犄角。”(《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34—2235页。)1899年3月,刘坤一再告荣禄说:现在德人“益横”,在“日照、兰山一带,猖狂为各国所未有”,如果再行忍让,“德则得步进步,必至荐食山东,各国群起效尤,择肥而噬,中国何以自主?不如破釜沉舟,与德决一死战,如能击败德国,规复胶境,则中国气势一振,可期转圜,不至江河日下。”因此,他再次建议,传集袁世凯、宋庆、聂士成和董福样诸人,“与之熟筹方略,饬催派出一军,即日上道,驰赴山东”,“会同本地官兵,直取胶澳。”(《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48一2249页。)刘坤一、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当局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

正是袁、刘等人的意见,促使清廷对胶澳德军的担忧,深恐激发事端,乃先后命令山东巡抚张汝梅和毓贤严密布置,指令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监视德军,“明为保护,暗为防范”,命令夏部要紧靠德军出没地区,因为“事机紧迫,两国兵队相距太远,何以弹压保护?”并密令夏辛酉“相机因应,固不可过于激烈,亦不可稍涉畏葸,总以不动声色,暗为布置,设有意外,不至仓卒失措”。并对张汝梅、毓贤对于德军的内侵,“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22页。)从上述情况表明,清政府极为关心德据胶澳的军事行动,甚至不借以战争来阻止德军内犯。

在上述背景下,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奉命后,以所部武卫右军二成继续留驻小站训练;其余由袁率领于5月5日分批开赴山东。5月13日,到达德州。

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实则是遏制德军。他雄心勃勃,大有与德军决战、战而胜之的愿望。5月7日,他从静海唐官屯行军途中,兴高采烈地给留守营务的徐世昌信说:“此行怦怦,颇有战兴,未知能如愿否?”并嘱徐世昌“将留营二成操练实用如法,以为后劲。”次日,他再告徐说:“德人必有诡谋,岂聩聩者所能见及,姑俟至德(州)查看情形,再商办法”。“聩聩者”,指的是山东巡抚毓贤也。当他抵达德州后,于16日再次给徐世昌去信,谈到青岛时有“电来,夷兵不及二千”;“此来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德人兵力有限,应不致谋我后路,伊必专心谋山东,各守瓜分之说。”(《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4-15页。)由此可见,荣禄派袁世凯与聂士成两大劲旅同时开赴山东,其目的是想寻机打击德国,袁世凯“志在一打”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和德国打仗,敌强我弱,中日甲午战争余悸犹在,西太后是决不会平的。进军山东演习,无非是向臣民表明她在重整军备,有意抗敌而已。唯其为此,袁世凯是得不到对德作战谕令的。毓贤对袁世凯这个客人,又实在是很不客气,到处作梗,甚至密派官员,明查暗访察看袁部有无违纪行为。袁世凯感到毓贤“预有成见,故来吹求。”对“志在一打”的袁世凯,乃至兵临阵前,又迟迟得不到谕旨,袁看到了“料其必无高著”。只好把毓贤种种不是,包括德国驻青岛官员“请治其罪”,对袁军又“复求其疵”一一上告荣禄。袁指责毓贤“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表示他在此“久处不便”。但是,他对毓贤故意作梗,不肯罢休,他向荣禄控告,只是“先伏一笔”,等部队撤回后,再做“文章”进行报复。此情此景,袁世凯感慨地说:“出师未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5-16页。)不久,“无着”的荣禄,只好对袁和聂士成下令,操演顺利完成,予以奖励,命令各部遄迫原来驻地。7月,袁率部返回小站。

综上可见,袁世凯“志在一打”,“颇有战兴”,正是他与刘坤一、荣禄等人一致的看法。只是西太后不下决心,“一打”落空了。

袁世凯此次演习之另外一个目的,是“藉以弹压匪类”,这不是主要的。因为正在襁褓之中的义和团,无须使用大量正规部队,就可以压制下去的。

袁世凯在行军归途中和回到小站后,接连给西太后上了两个奏折。

5月20日,在题为《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中,提到“前年德人首发难端,袭击胶澳”,“近日德复进驻日照……条约不可行,公法不可诘,情理不可喻,即欲引一排难解纷之强邻,而亦不可得,推求其故”,在于“我之兵力不兢而已。”他说:“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兵不如法与不练同”、“且器械为兵所用,不练则不知用法,不知用法则不能尽利器之长”。中国积弱,为列强所欺,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就军事来讲,袁世凯的意见,无疑是对头的。因而,他在这一奏折中建议,就“兵法”、“操法”、“军规”、“器械”等方面,应仿照各国军制,“立定划一章程,请旨颁发各军一体遵照”。这对于编制混乱,操法各异,武器不一,章程不清的清军来说,“划一章程”,确是一件促进清军改革,加强军力所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西太后对这一奏折的批示(《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袁世凯主编了《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于8月23日上呈。

7月24日,袁世凯再上《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他说:“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日照之事甫息,高密之复又起,接踵而至,竟成惯技,不但骚动民心,尤足损我国体”,“且东省居海北要冲,海程陆路悉由于此……利害所关,殊非浅鲜。现筹防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藉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为此,他建议:“慎选牧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作为防止德国藉教案为口实而入侵,亦即防止发生教案。袁的意见是有理的,它实际上指控毓贤办理教案不善,以至事端迭起,其四条既有普遍性,也是针对毓贤的要害而发的。这是他在行军途中,对徐世昌所说的对待毓贤,“俟撤回后,再藉此作文”(《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16页。)的“文”。与此同时,这个奏折阴含自荐之意。这个奏折为西太后所嘉许,立即抄给毓阅看,责令他“查明办理。”(《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3页、第26—28页、第31—33页。)

<< 上一页12下一页 >>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0位网友发表评论   
 
匿名
用户名 密码 注册
     
作者: 廖一中   编辑: 蔡信
更多新闻
凤凰资讯
热点图片1热点图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