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会长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对袁崇焕“蓟辽督师”的官职有一番解说，作为一个研究了袁崇焕二三十年的学者，他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其人其事应该是非常了解，而且阎会长又经常以“学术”自诩，这段解说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才对，可惜阎会长这段解说却是错误叠出，实在令我等草根瞠目结舌。

史书上记载，袁崇焕担任的“蓟辽督师”职衔的全称应该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

为了试图“解释”这个职衔，阎会长分别引入了“大学士”、“兵部尚书”、“侍郎”、“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巡抚”、“巡抚兼侍郎”、“总兵”等概念，结合袁崇焕的履历，进行了一番言之凿凿的说教。

作为一位在袁崇焕问题上的学术积累已经达数十年的学者，想必应是如数家珍一样的准确无误，可不曾想到的是，他老人家在解释这一系列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时候，几乎得了零分…… 【查看详情】

所谓“改贡道”就是改变属国朝鲜到北京进贡的航线，以前这个航线是在登州上岸，然后去北京，而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时却提出要改变原来的贡道，因为他的驻地在宁远，所以袁崇焕要求朝鲜贡道要从宁远上岸再到北京。

阎会长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称，袁崇焕此举是为了保证明朝与朝鲜往来畅通，还切断了毛文龙的财路，以及与朝鲜的所谓“政治联系”。阎会长的这番解读实在让我等草根看不明白…… 事实是，朝鲜使节在“改贡道”的当年就在去宁远的路上失踪了，惹得朝鲜国王只好上表申诉这条路实在走得不方便，至于什么政治联系就更是笑话，试问毛文龙的基地就建在朝鲜境内的皮岛上，要和朝鲜勾连，还用得着非等每年一次的贡使吗？

至于断财路一说，也是如此，一年一趟的朝贡使臣，就算带上了成千上万商人做买卖，毛文龙还能抢劫不成？如果抢了，怎么没见到北京的朝鲜使臣告状？说到底，袁崇焕断辽东十余万遗民生路的事存在，却不是靠断朝鲜的贡道，而是靠着禁止山东的商人下海与皮岛贸易。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暂且不论袁崇焕为什么要在朝廷和属国的往来上有意制造障碍，我等草根只是知道，一位研究了袁崇焕二三十年的知名学者，为什么会在其著作中如此信口开河？ 【查看详情】

阎会长在《袁崇焕传》里有这样一段叙述：“宁远成为明朝抵御后金南犯的关外重镇。明朝调集秦、晋、川、湖、齐、梁、燕、赵等军兵驻扎山海关，到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年)，已达官兵117086人，马59500匹。关外形势，顿为改观。”

这段话粗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如果我们拿起史书对一对，就会发现阎会长看书的时候是个什么颟顸态度了。

只要看天启四年二月孙承宗上疏的原文就能知道：孙承宗的意思其实是必须改变“今关城聚秦晋川梁燕赵之众”的状况，因为那样导致了巨大的消耗，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些客军散掉，实现“议兵必在土著”的构想。不想，到了阎会长嘴里，这些客军不但不是负担，反而成了泰山之靠了。

不仅如此，上面那个精确到个位数的数字很是唬人，好像阎会长治学如何严谨一般，其实这个数字的出处还是孙承宗的奏章：“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开报汰过关门兵马总数．原额官兵一十三万四千四百三十三员名，今共汰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七员名，见在官兵一十一万七千八十六员名．原额马骡驴驼牛五万九千五百一匹头只，今汰过五千六百四十九匹，见在五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匹头只”。

阎会长在照抄并转录成阿拉伯数字之余，着实的马虎了好几下，不仅把“原额”的数字当成“见在”来用，还将骡子、驴、牛、骆驼等牲口都一并“指”为马了，这恐怕应该算是对“指鹿为马”这个成语进行深挖潜力后的发展与创新了。 【查看详情】

阎会长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对袁崇焕的罪状逐一进行了反驳。当然，他老人家的反驳可笑之处太多，难以尽述，此处仅简单举几条搏大家一笑而已。 阎会长在书中说道：“对袁崇焕的4封复信，日本著名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有一个评价：‘它强烈地

反映出袁崇焕在与皇太极交涉中忠于明廷的责任感，他强烈地主张议和必须按照中国即明朝所提送的典制方案，并严戒其未经降封，不准随意用印。’所以，袁督师“谋款”之事有，而“诱敌”之罪无！”

看了这段，实在令识者捧腹。在朝野上下一致要用武力解决后金的情况下，在皇帝从未有议和指示的情况下，袁崇焕要议和了，还在细枝末节的礼仪上维护了明朝的尊严？这种事儿，在后来历史上倒是发生过，抗战时山东军阀韩复榘也觉得打不过日本，偷偷摸摸和日本人接触，结果呢？被枪决了！

至于后面这个“‘诱敌’之罪无！”，阎会长还特意加了个叹号，可见情绪之激动，然而，翻遍明清双方官方史料，哪个说过袁崇焕因为“诱敌”判得死罪？本身就没有“诱敌”之罪状，当然没有这回事儿了，难道阎会长看得是火星人记录的史料？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捏造史实，就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人格问题了。 【查看详情】

在记载“宁远大战”的某些史料里，袁崇焕是抗拒了当时辽东经略高第“尽弃关外”的撤退命令，在后金倾巢而出的情况下独守孤城宁远，经过惨烈的激战最终击退了后金军。

另外，在这场战役中还有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传闻，就是相传在“宁远大战”中努尔哈赤被火炮所伤，并在“宁远大战”后八个月因创伤复发而又未能攻克宁远忧愤至极，最终不治身亡。

但事实情况是，袁崇焕守宁远不过是执行预案罢了，而他的上司高第也早有将令必须死守，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抗命独守孤城”；至于炮伤努尔哈赤纯属没有依据的传言；后金攻击宁远只有两天并非被击退，而是因为天气寒冷，城墙虽然被挖出了大洞，却始终没有垮塌，后金后方又遭到了辽东的骚扰，甚至说，是后金抢够了，方才离去。

尽管堵塞了城门的宁远没有被攻陷，但与其近在咫尺的各个堡寨，乃至觉华岛的粮食、辎重、人口，都被后金焚掠一空。退一万步说，假设后金是仓皇退走，大胜之下的明军就连之前“激战”中杀死的尸首都挖不着几具？至于那可以拿来“记功”的人头，又飞到哪里去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大捷？ 【查看详情】

“丁卯之战”是皇太极即位以后对朝鲜发动的一次进攻。朝鲜李朝以及驻扎于朝鲜的东江总兵毛文龙，分别向朝廷发出要求策应的文书，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却依然按兵不动。

朝鲜的战事历时三个月，在战事结束的前夕，袁崇焕派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水陆并进到了三岔河，以为策应之举，但这个举动对后金没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朝鲜最终不支而被迫与后金结盟，东江镇也损失惨重。

后来袁崇焕自己承认，他欲联蒙古，后金就攻打蒙古；他希望朝鲜作为牵制，后金就迫使朝鲜议和；他想要耍点儿手段，争取一些时间把“三城”修好，后金就来搞破坏。每一招都非常狠毒，而且占尽先机，并亲口承认他的“缓兵之计”被别人给看穿了，皇太极占尽先机。

连袁崇焕自己都承认的事情，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研究者和“粉丝”视而不见？难道说，这些人就不能学学袁督师？说句实话就那么难吗？ 【查看详情】

皇太极在朝鲜实现了战略意图后，回师大约只休整了二十天左右，便调集大军对袁崇焕正在修筑的宁锦防线发动了进攻，如此看来后金当初“议和”根本没有什么诚意可言，而在随后的战事中袁崇焕以放弃策应东江镇和朝鲜为代价而修筑的大凌河、小凌河、锦州三城，除锦州外全部丢失。

即使是后人反复称道的锦州守城战，也和袁大人没什么关系，他除了颠三倒四地要求朝廷发大兵救援之外，只敢龟缩在宁远城中不出，甚至还做好了锦州失守后的准备，其人是怯是勇，似乎不需赘言了。

而就明朝和后金战略态势而言，皇太极连克右屯、大凌河、塔山等处台堡城池十余座，将袁崇焕力求战守于关门四百里外的设想打成了肥皂泡。这一开战马上就要求全国一半的主力来支援，那请问朝廷每年花这么多财力、物力到辽东镇都干什么去了？如果真要动用这么多资源也不能保证锦州不丢失，那守卫锦州有何意义？这样的“战略”，也配叫“战略”？这样的“大捷”也叫“大捷”？ 【查看详情】

在“宁锦大战”中，袁崇焕公然表示他援救不了锦州，他明确提出“责之赴战力所未能”，故“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远救”，可就在锦州被围多时而他又黔驴技穷之际，他却突然给天启开出了个一冒险的计划。

在计划中，他一改先前说不能去援救锦州的说辞，报称要带上宁前的所有部队前去救援锦州，并且强调可能会有重大的损失——“拼此三万五千人以殉敌”。但就在袁崇焕抛出这个计划的同时，他却又跟天启说，出击以后该怎么办，他暂时还不能说，只是告诉天启应该将粮草备好。

这里且不说袁大人的出尔反尔，单说他这一不说目的，二不说手段，三不说成败的计划，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而且干脆来了一句“殉敌”，试问，国家派遣一个军区司令就是这么无计划、无头脑的耍无赖吗？如果这样，何不将《水浒传》中牛二一般的泼皮派上前线？

这样的大话、废话自然被驳了回来，不过袁崇焕也自始至终没有拿出援救锦州的策略，直到后金退走，他也一直龟缩在宁远，直到皇帝以“暮气难鼓”的理由准许他辞职。

当然，在这里明朝的决策者们也确实有责任，人家袁大人“连命都豁出去”了，你们怎么就不能拿出北方一半的边防军陪他赌一把？赌输了也无非就是亡国嘛！ 【查看详情】

阎会长对袁崇焕的评价很高，而且将他树立成正义、正气的化身：“袁崇焕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髓。

正如明末杨继盛《临行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时代呼唤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时代需要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人们透过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仁智与勇廉、品格与事功、喜悦与悲哀，了解先贤，景仰英豪，知荣明耻，激励来者。”

阎会长这段话很是抒情，甚至还提到了“知荣明耻，激励来者”。问题是，我们从袁崇焕身上学到的是什么美德？又能激励出怎样的来者？

他对奸臣进谄言、修生祠、声气相应，他的莫逆、深交不乏阉党中坚分子，他还被指认魏忠贤为干父，并受魏忠贤指使去给后金吊孝，就算他是“为了国家”而不得不献媚魏忠贤，也不得不修生祠。这话在当今的语境倒也说得通，可大家不要忘了，那时是明朝，生祠也并非所有的地方官都修，拍九千岁马屁的话，也不是人人都说，袁大人抢了第一波表忠心却是铁一样的事实。

哦，看到这儿，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问题了，晚清的不少满洲亲贵分明从袁大人身上学了不少东西，对内狂拍马屁，对外屈膝求和，还真是一脉相承啊！ 【查看详情】

在崇祯整治阉党时，袁崇焕的表现也确实在查办之列，只不过当时正值用人之际，所以并没有追究袁崇焕阉党的背景而已。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呂纯如的上疏中说得非常清楚：

“旧辽抚袁崇焕吊孝、建祠二案，即爱崇焕者岂能为之讳，而臣持议必欲朝廷用崇焕者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耳。”

这里所谓“吊孝、建祠二案”就是指袁崇焕所涉及的阉党之案，而后来提到所谓认定“十个字”乃是重新起用他的说辞，只不过对袁崇焕的“出战胆怯、守土无方、谋略失当”选择性失明。

所谓“建祠案”就是袁崇焕伙同阎鸣泰请修魏忠贤生祠；所谓“吊孝”即是指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以吊丧为名，去探察后金虚实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效果并不好，既失国格又有私下议和之嫌，更因为是魏忠贤指使的，所以成为了阉党一案。

不过，就袁崇焕而言，崇祯对他的重新启用，恐怕还要再加上一个原因：宁锦之战后，他被魏忠贤弃用了。按照崇祯那套“非黑即白”的少年逻辑，袁崇焕的复起也就不奇怪了。 【查看详情】

“被厂臣弃用”这一点非常符合崇祯查办阉党后大量起用故官的风格，道理很简单，凡被魏忠贤弃用者，至少跟阉党有一定距离，这既是当时的风格，又是一种思路，即凡是魏忠贤弃用的必然有被其罗织罪名而加以陷害的可能，袁崇焕所谓“被阉党陷害”的说法就是出自这种思路。

在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的一份奏章中，专门描述了当时朝廷起用袁崇焕的讨论，他说魏忠贤开始用袁崇焕而撤了王之臣（意思是袁崇焕是阉党），后来又任命了王之臣而罢免了袁崇焕（意思说王之臣又象是阉党了），如此一来一去，群臣都没了主见，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以上的缘故，所以对于袁崇焕，开始是推荐，而推荐完了又参劾，最后的结果是推荐不成，参劾不断，搞得满地是非喧嚣不止，实在让人进退两难。

最终，由于袁崇焕“被参尚少”，而王之臣“丑诋已极”，所以让袁崇焕“速赴任受事”，而王之臣“暂准回籍”。无疑，袁崇焕的引咎辞职并非是遭阉党陷害，而他后来在崇祯朝的经历却堪称现实版的《连升三级》，崇祯皇帝的眼神儿不好是事实，可袁大人的履历似乎也不怎么光彩。 【查看详情】

因为修筑宁远、徐图恢复，故孙承宗、袁崇焕曾被某些人誉为具备“雄才大略”。但事实上，孙承宗派袁崇焕经营宁远的这个决策，在当时只不过是个试图减少辽东用度的无奈之举，并非什么雄才大略；而且这次“修筑宁远”之后的“徐图恢复”效果也很差，不但完全没有达到预期，反而还引出了一个令他自己狼狈下台的结果——柳河之败。

另外，由于执行了孙承宗、袁崇焕二人的错误谋略，明朝每年在辽东一地消耗军需六百万两，既不敢出战，又羞于谈守，造成了长期的消耗，上病国家，下厉百姓，其恶果影响深远。完全印证了王在晋对出关去“徐图恢复、修筑宁远”的断言——“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故孙承宗、袁崇焕所鼓吹冒进最终以完败收场，此二人也绝无雄才大略可言。

对于这样连国家财政状况都不了解、不顾忌的前方统帅，再奢谈他们的完美战略能力，是不是有一点痴人说梦的味道？ 【查看详情】

孙承宗守关四年，由于策略有问题所以导致辽东长期保持巨额用度，为此众多的朝臣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如此的局面使孙承宗和辽东总兵马世龙倍感压力，然而他们在短时期内又无法改观现状，便希望以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缓解当前的窘迫，故孙、马二人开始谋划袭击耀州，最终导演了柳河之战。

攻击耀州是在条件并不成熟下为了摆脱困境而勉强发动的，而当时军心士气并不可战，故在开拔前夕山海、前屯、宁远、松山等处纷纷出现了士兵因为马料银子而哗变的现象。此时袁崇焕是宁前道，宁远一带哗变索要饷银的士兵包围了宁前道的官衙，事后袁崇焕上疏辩称他不是没有发军饷，由此可知，他根本不明白士兵们的心理。

对此，军旅经验老道的王在晋一针见血地指出，哗变的真实原因是士兵畏惧出征，索饷乃是为逃散作打算，而上阵以后必然逃遁，这是兵不可战的征兆。可孙、袁二人谁也没有意识到，结果是柳河一战，部队溃散数万、减员过半。

整个辽东的高级官员开始了一遍大换血，孙承宗去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后来复起，所沿用的仍是孙承宗这套劳师糜饷的战略，一套注定拖垮明朝财政的战略。 【查看详情】

袁崇焕到辽东以后，前后有的两次轻浮冒进的举动，但都因被及时予以制止而没有滋生祸端。不过，在天启五年底，由于袁崇焕的一次“名垂青史”的轻浮妄言没有被及时制止，从而招致了一场惨祸。

袁崇焕在宁远大战前夕极力反对撤退锦、右一带的军民和粮草，他认为那是怯懦之举，并放出豪言要坚守锦、右地区，而且拒绝执行高第关于锦右地区冬季遇大敌则“归并宁远”的预案，当敌人袭来之时，他却朝令夕改的下令“先行撤入”，结果使明朝于锦右地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上演了右屯丢粮食三十万石，锦州、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焚房谷而走的悲凉景象。

袁崇焕轻浮、逞能且不顾锦、右一带数城军民身家性命、粮草辎重之安危，张嘴就大放厥词的妄言战守之策，实在可谓极不负责任之举，事到临头更是一路狂奔，不顾军民，更堪称无耻之极。 【查看详情】

袁崇焕本意是以“议和”来解决辽东问题，但他在平台召对时并不敢说，因为崇祯不会接受议和，故他以“五年复辽”的说辞来哄骗崇祯，可是一出关他就全面操纵和局。

不仅如此，袁崇焕把解决辽东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议和”的思路还体现在了他卖粮食给蒙古喀喇沁部的问题上，当时蒙古喀喇沁部已经和后金结盟、会兵、悉尊国制，并约定若后金出兵征明还必须从军，这已经是明目张胆地背叛明朝了。

可袁崇焕在获知喀喇沁部投敌之后，却不思加强那里的防备，而只是说自己“另有法以处”，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这种举动让政治经验不足的崇祯搞不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其实他所谓“另有法以处”就是“议和”！

用“议和”来软化后金，用粮食来做“投名状”，可惜惯于抢掠的后金并不领他的情，拿着袁崇焕欺上瞒下卖出的粮食渡过了饥荒，就开始了对明朝的新一轮抢掠——“己巳之变”爆发了。 【查看详情】

袁崇焕就任“蓟辽督师”以后运用诸多非常手段来一步步推进“款局”。但当时摆在他面临的问题很多：首先，崇祯并不同意议和；其次，兵部尚书王在晋也不支持议和；再次，毛文龙的东江镇多为辽东流民组成，对后金仇恨很大，恐难和他步调一致；最后，当时以东林党人为主的内阁也没有表示支持他议和。

在这样的局面下，他要想议和是很困难的，但他又必须考虑“议和”，因为达成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比他用军事手段“五年复辽”要容易得多。于是在推进“款局”的过程中，袁崇焕分别对皇帝、上级、友军、内阁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措施，以此来极力促成款局。

袁崇焕为推进“款局”可谓想尽了办法，对皇帝欺瞒哄骗，搬倒了兵部尚书，擅自诛杀了毛文龙，又对内阁强行连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说起来，这份为了“和平”鞠躬尽瘁的劲头确实值得景仰，不过效果却着实让人不敢恭维，起码人家皇太极就不怎么买账，一口气都抢到北京城下了。 【查看详情】

“请开马市”还是袁崇焕被指控一系列罪状之一，即“以市米则资盗”，意思是以开马市的形式将粮米这种战略资源拿去接济敌人。

在所谓“资敌”这个指控里，有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敌”到底是谁？因为袁崇焕接济的对象并不是后金，而是蒙古喀喇沁部，这是个地理很特殊的蒙古部落，它原来就在蓟门外，是后金由蓟门入寇的必经之路，而“请开马市”也发生于一个非常敏感和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里蒙古喀喇沁部正在和后金频频密切接触。

明朝主流意见是蒙古喀喇沁部已经投靠后金了，所以应该视之为敌，可是当蒙古喀喇沁部因饥荒向袁崇焕求助时，袁崇焕却“毅然”决定卖粮食给他们。但喀喇沁部实际上是为后金入寇筹集军粮，在崇祯两道申斥他行径的上谕砸下时，袁崇焕仍旧一意孤行，岂非是赤裸裸的“以粮资寇”？ 【查看详情】

袁崇焕斩毛文龙之前，居然向西叩头请旨，实在是令人称奇的事情，他如此的举措显然是显示他没有获得崇祯的任何授意，否则请什么旨？

另外，从他的临时叩头请旨，可以看出，他应该知道《大明会典》有“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的明文；而后他又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可知，他对风宪官是“以肃政饬法为职”还是了解的，而袁崇焕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他的“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而且明目张胆，他最后居然告诉崇祯：

“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席藁待罪，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

这简直是知法犯法的典型，真不知道崇祯看到这里是什么感觉。与崇祯经过公审评议折腾了几个月后才定了他的罪相比，他杀毛文龙时的专断、独行已经远远超越了帝王。他最终被凌迟处决，岂非作法自毙？

说到底，就算他有天大的理由，莫非就不能将毛文龙移交京师处置？难道他这么充足的理由，还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结果？单看他挤跑兵部尚书、砍了方面大将而不获罪的权势，何必非急在这一时呢？莫非他自己也知道那所谓的罪名根本站不住脚？ 【查看详情】

有观点认为，毛文龙的东江镇根本就不在袁崇焕的辖区内，袁崇焕的辖区是“蓟、辽、登莱、天津”四镇，而东江镇在朝鲜，根本就不在他的辖区内，袁崇焕虽有尚方宝剑，但毛文龙也一样有尚方宝剑，完全互不统属，袁崇焕出了自己的辖区斩了另外一个军镇持有尚方宝剑的边帅，简直是胆大妄为、目无法度之举，是一种严重的越权行为。

不过，关于毛文龙是否受袁崇焕节制这个问题在许多文章中都激烈地讨论过，而要解决这个争议，就必须从明朝官制和军制去展开讨论。 p> 通过查证相关史料，结果是:1、袁崇焕的职权范围内为四个巡抚辖区，并没有显示有毛文龙的东江镇，不过其所辖的登莱巡抚有可能管辖东江镇；2、完全排除了登莱巡抚管辖东江镇的可能性；3、袁崇焕奏章里明确提到，他在杀毛文龙以前，曾经和毛文龙讨论，以旅顺为界限，东行毛文龙印信，西行督师印信，这说明他和毛文龙本就没有什么统属关系。 【查看详情】

袁崇焕曾上疏夸赞毛文龙有数年牵制之功，但斩帅时却说东江镇开镇八年毫无作用；

他指责毛文龙私开马市是当斩之罪，可他自己在不久前才顶着崇祯二道上谕强开马市以粮资寇；

他自言毛文龙有两个亲信巴结魏忠贤，所以就论了毛文龙“结交近侍”，可他自己不仅亲自给魏忠贤修生祠，还在奏章中称与魏忠贤是“声气相应”，并阿谀奉承、谄媚有加；

他指控毛文龙以前所报的功绩都是作假，实属欺君之罪，可是在他自己就曾经作为查验毛文龙功绩的官员之一，而他当时完全认同毛文龙的功绩；

他提出毛文龙的兵马钱粮九年以来从不受核，但实际情况是经过了数次查核，而且袁崇焕自己曾明确的提出朝廷还少算了东江镇的兵马；

他指出毛文龙贪污粮饷，但当他接管东江镇以后却发现按照以前给毛文龙的粮饷来维持根本不够用，于是他申请将军饷增加一倍，毛文龙“贪污”都还尚且够用，他“清正廉洁”却要增加一倍军饷才能维持，到底谁更象是在贪污？

袁崇焕以禁海和控制粮道的方式致使东江镇断粮并发生饥荒，最后他却以“饿死者白骨如山”论罪；

另外，在“丁卯之役”时正是他袁崇焕中后金缓兵之计导致了朝鲜和东江镇失去策应而遭重创，他自己也声称毛文龙冬季照例会在皮岛驻守以防后金奇袭，但斩帅时他却论毛文龙是战败以后逃跑去皮岛的，而且将受创的责任全算在了毛文龙身上。

至于剩下的四条则更是些鸡毛蒜皮或证据不足的事情，比如强占民女、扣押某商人、任用了亲信，曾口出反语等等。

如果毛文龙可以用这些罪名砍脑袋的话，那么袁崇焕恐怕有十颗脑袋也不够崇祯砍得！ 【查看详情】

《明史》里记载，袁崇焕在前屯安置灾民期间表现不错，因而受到王在晋的倚重，被王在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

说来“宁前兵备佥事”这个官职并不算高，看似非常普通，但却是清修明史中精心布置的一个骗局。

“宁前兵备佥事”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宁前”防区司令，是这个地区军队的指挥官，然而，只要我们查证一下史料，就会发现，其实袁崇焕根本就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他是由兵部主事直接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这个职务可就不是指挥官了，只是个监察官，根本没有指挥权。

那么，为什么《明史》让袁崇焕当上了他根本没有担任过的职务呢？目的恰在于凸显他的上级王在晋对他的赏识，试想，不赏识怎么能给他升官呢？然而事实是，王在晋根本就不赏识袁崇焕，反而极其忧虑他性格中的轻进和急躁。

或许有人会问，我们戳穿这个骗局到底有什么功用？难道真会有人上这些当吗？关于这个问题请各位继续关注下一篇专题文章：《落入陷阱的金大侠和阎会长》。 【查看详情】

《明史》在“宁前兵备佥事”这里设置如此机巧的骗局，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粉饰袁崇焕，所以把王在晋对他的申饬篡改成赏识，以此来误导读者，掩盖事件真相，篡改历史本来面目。

这个“大巧若拙”的骗局一共有三层：首先是明显的谬误，让那些不去查证的读者相信袁崇焕确实有被“题为宁前兵备佥事”；其次是让人们误解袁崇焕当上了宁前地区的防区司令；最后是让稍微查证了资料的读者以“纠错”的形式延续谎言。

金大侠凭借即兴发挥，将“监军”归入“都察院”，还把“兵备”解读为“政工干部”，完全误读了明朝的“文臣领兵”体系，不过他误打误撞的却进入了连环套的第二层，错认为袁崇焕管辖宁前防区，有了驻地不是散官，这对于只懂些皮毛的金大侠已经可圈可点了。 p> 但阎会长研究袁崇焕二三十年，居然只有初级程度——直接照抄《明史》了事，这实在令人费解，或许我们只能说，清修《明史》高估了诸如阎会长这样的研究者，把他们的水平想象得太“高”了。 【查看详情】

《明史》中所谓“在晋无远略”是很大一处曲笔，其目的无非是以贬低王在晋来抬高袁崇焕.所以，清修明史以先入为主的一笔“在晋无远略”来为下文作好铺垫。然而，事实如何呢？

所谓的“宁远大捷”人尽皆知，但宁远城东的觉华岛（今名菊花岛）又有多少人知道？按照史料记载，觉华岛上的损失甚为惨痛，军民被屠戮一空，军队七千人、商民七千人，全部被屠杀。另外，岛上粮食、房屋、船只的损失也非常大，粮料八万二千石及营房民舍俱被焚烧，船只二千余艘被毁。

而招致惨剧的罪魁祸首正是袁崇焕，他漠视王在晋反对据守“宁远、觉华”时曾提到的觉华岛冬天会封冻，冰面完全可以步行跨越的隐患，又不顾常识、别出心裁的要求当地军民“凿冰为壕”，但东北的严寒也让他的这种幼稚想法落了空，尽管兵士凿冰连手指头都冻掉了，仍旧是随凿随冻。后金骑兵履冰而来，才出现了上述的情况。而这一切，王在晋分明都提醒过袁“大英雄”。

试问，在如此的惨剧面前，王在晋与袁崇焕相比，谁更有远略？ 【查看详情】

王在晋初到山海关就发现了一个重大隐患——山海关外的峰峦高于山海关城墙，尤其以欢喜岭为甚,敌军若站在岭上，既能一览城中的情况，又能在其上将箭射入城墙，而如果敌军架设大炮，城墙上的垛堞是无法抵挡的。为了排除这个隐患，所以王在晋才提出修一道 “北连山，南至海”的“八里铺重城”，收欢喜岭等险要于内。不过袁崇焕却提出将物资搬到几百里外去修宁远。

金大侠对修重城的来龙去脉并不了解，想当然的认为建设“外围阵地”的作法值得嘉许，殊不知这个方案本身就遭到了包括孙承宗在内的众人反对。

而阎教授则更加“强悍”，他引用王在晋描述重大隐患的段落，但不作任何分析和阐述，直接的就把批驳的话语加在后面——“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这种毫无道理的拼接实在令人费解，这显然只是将王在晋的观点简单践踏而过，可谓深得断章取义之精髓。

对于一切不利于自己的史料，全数选择性失明，加上一通貌似公允的感慨抒情，把听众当成愚氓，摆出专家的姿态一味说教，倒也算时下的一出奇景。可惜，而今的听众也知道读读史料，这番做派只能让人们在了解之后更加反感，令专家、教授的称呼越发地“变味儿”。 【查看详情】

清修《明史》中有一段记载明显是经过肆意篡改、臆造、删减而缔造的谎言，这段记载就是孙承宗和王在晋关于修筑八里铺重城的讨论。经过“加工”的清修《明史》中，这段对话已经离事实万里之遥。

这段对话的出处源自《三朝辽事实录》中孙承宗的一封奏折，《三朝辽事实录》是一本重要的史料，阎会长也曾多次引用，但这次阎教授却无视《三朝辽事实录》的原文，直接引用《明史》中的谎言作为论据而批驳王在晋。

从《明史》的叙述来看，其中是故意将重点、关键省略了，这样的安排使王在晋的表述就变得缺乏常识了，但实际上王在晋的回答很有内容，他是在很隐讳的告诉孙承宗一个比较冷血的战争法则，而这在当时这还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军事机密。

而阎会长在《袁崇焕传》中却依然严格秉承了《明史》的叙述，这份照单全收的勇气和智慧，实在不由得人不怀疑，阎会长对史实的“选择性失明”是不是老毛病了？ 【查看详情】

《明史·袁崇焕传》中有一段关于袁崇焕参与讨论如何解救十三山站义民的叙述，其中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为了粉饰袁崇焕而运用了许多“妙笔”，期间篡改、删减甚多，并最终达到了颠倒黑白的效果。

这段记载主要是说十三山一带有难民十余万，孙承宗到山海关以后，袁崇焕请求率领五千人驻守宁远，然后再另外派遣人去解救十三山的难民。孙承宗、王象乾也提了方案，最终孙承宗、王乾象、袁崇焕都把想法都告诉了王在晋，但王在晋却没有能救难民，最终导致了十几万难民都落入了后金之手，只有六千人回归。

但实际上所谓袁崇焕之提议，在客观上只能是摆设，主观上也遭到包括孙承宗、王象乾在内的众人之反对，是完全行不通的，反倒是王在晋以水师接应的计划比较可行，并成功迎接了六千人到前屯。这样的结果明明白白地显示，清修《明史》的说辞根本是以曲笔颠倒黑白。 【查看详情】

金大侠在《袁崇焕评传》中叙述了关于解救十三山战难民的经过，但由于尽信了《明史》所以曲解了整个事件：

1、金大侠的描述让人感觉宁远和十三山站并不远，这使人感觉十三山站触手可及，很容易策应，但两地之间不仅有两条河流阻隔，还有二百里的距离。

2、金大侠将十三山站的辽民人数扩大了，并且还说有不少失散的部队也聚集在那里，但这些情况都不是实情。

3、金大侠将孙承宗巡阅山海关的目的解说为专门解救十三山站的难民，但其实他是去考察是否应该修建八里铺重城的。

4、金大侠将袁崇焕的申请内容搞错了，本来他只据兵宁远，而金大侠却说他要直接去十三山站。

金大侠的描述无非是围绕清修明史所谓“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来发挥的，但遗憾的是《明史》上这句话本身就是骗人的，你再发散、感慨，还不就是把谎言放大吗？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