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主的北约战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邵云环等三名中国记者遇难。这一事件对凤凰卫视的未来发展，有多方面的启示。首先，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突然发生，中国官方和主流媒体尚未作出反应，凤凰却能够迅速而全面地报道，开始在观众中建立起“大事发生看凤凰”的声誉。

但这对凤凰本身的应变能力也是极大的考验。那天是星期六，凤凰的“主力部队”，包括刘长乐、王纪言和大部分主持人，都已到了湖南长沙，准备一台与湖南电视台共同举办的娱乐晚会，原定当晚九点半播出。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的消息传到长沙已是下午，刘长乐和王纪言立即决定取消播出晚会节目，改为有关“使馆事件”的特别节目，并定下了题目:“中国人今天说不！”

要填补因取消晚会而出现的时间空档，特别节目就要长达两个小时。问题是，身在长沙的凤凰同事当晚不可能插翅飞回香港，所有的事情必须由留守香港的那几个人承担。于是，一场由长沙遥控指挥的电视新闻直播节目，就极为仓促地筹划出来。

当天编译的新闻报道肯定不够这样的时间长度，那就增加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各地记者和特约记者（如成都分公司的会计）全数上街采访，同香港作现场电话连线，再就是在新闻报道之间插入我和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香港大学教授陈婉莹等特邀嘉宾的即时评论。这在凤凰（更不用说当时的中国电视界）都是前所未见的做法，只是时间紧迫、形势逼人，更因国家有难，不得不大胆一试了。

结果，当晚的《中国人今天说不！》节目播出后，反应出乎意料之强烈，高层从长沙传话:“看来明天还得说。”这一说就连着近一个星期，随着新闻事件本身高潮迭起，我们的评论也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第二年夏天，我在峨嵋山遇见一位四川大学生，她说，当时他们在大学里收看《中国人今天说不！》，气氛就像看球赛一样热烈，同学们不断喝彩叫好。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嘉树教授则告诉我，他们的一些学生为了看这个节目，“凑份子”到星级饭店开房间。后来，一位主管东亚事务的美国官员对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说:“那时候对我们真正有杀伤力的媒体，就是凤凰卫视，因为你们不是谩骂，而是说理，这是最可怕的。”

三个多月之后，凤凰第一个新闻评论节目《时事开讲》开播，《中国人今天说不！》就是它的预演。从此开始，凤凰发现了新的言论空间，时事评论和新闻一样成为凤凰节目的新支柱。从那时开始，我这个毫无专业训练的电视“新丁”，也成为凤凰首位专职的时事评论员。

《中国人今天说不！》的系列特别节目，以5月15日晚在深圳“世界之窗”举办的同名大型演出做终结。我不用登台，只要在需要时为其他主持人出点主意，大部分时间拿着相机四处走动，记录下了晚会的全过程，也感受到了凤凰在观众中的影响力。这是我拍下的凤凰第一场大型活动。

[吴小莉]

《中国人今天说不！》第一晚仓促上阵，当班主播是曾漪，第二天下午的特别节目也是她主持，晚上则换上了刚从湖南赶回来的吴小莉，直到最后一天。那些日子，我们半夜时分收工，一起打计程车过海回家，先送吴小莉到港岛半山，再送编辑王若梅到北角。第二天下午又再见面。

无论是曾漪还是吴小莉，她们在主持和播报时都真的动了感情。使馆事件发生的时候，正好是母亲节到来之时，我们为节目定下的基调就是:“在母亲节的那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送给中国母亲的礼物，却是夺走了母亲的孩子，又夺走了孩子的母亲。”几天之后，吴小莉在直播中与遇难记者邵云环的儿子电话连线，无法保持声音平稳，眼泪差一点夺。

(摘自:《光圈中的凤凰》作者:曹景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