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是战后国际政坛上的一位显赫人物。他于1974年到1992年出任德国外长。从70年代起，他曾无数次访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这位久负盛名的政坛耆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问:部长先生，您任德国外长18年，曾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外长。您怎样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答: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的成立，开创了国际政治的新纪元。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新格局中一个重要而关键的因素。这不仅因为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更因为它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对于亚洲和全世界的政治作用。

中国决定改革，使其得到了很大机遇，尽管还有种种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将使中国有机会以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身份，参加世界新格局。仔细看一看中国的政策就会发现，中国已完全意识到它对全球稳定所承担的责任。今年初，世界忧心忡忡地看着北京，担心人民币贬值。鉴于东南亚当时的局势，贬值不仅会给亚洲，也会给整个世界货币体系带来严重后果。当时，我正在北京访问，人们对我说，中国的货币不会贬值，我对此非常赞赏。这表明，中国不仅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中国清楚这一地位的作用和责任。

问:您说中国已经在国际上起着重要作用，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呢？

答: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中国正在逐步接受和发挥其国际作用。这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和承认。今年，在安理会就科索沃问题作出决议前，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作为欧盟特使先飞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磋商。这意味着国际社会承认，中国不仅仅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能将其搁在一边。我认为，这一发展将决定21世纪的世界格局。

问:您认为，在21世纪世界新秩序中，中国的位置会在哪里？

答:世界格局已不再是两极格局。21世纪初所面临的，当然是世界格局将向单极化发展还是向多极化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多极格局早已出现。中国和俄国、美国、印度、日本一样，都属于大国，属于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中心。但除了这些大国之外，还有一些中小国家的地区性组织，它们也是重要的力量中心。其中欧盟是发展最快的，但也要看到东盟、海湾协作委员会、拉美国家的南方共同市场组织、中美洲国家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南部非洲也出现了加强合作的趋势。这意味着一个多极格局在形成。我们应该与中国一起巩固21世纪的这一新格局。

我希望，中国这个大国更多地参与多极世界格局的塑造。德国积极主张将俄罗斯纳入七国首脑会议。我一直说，那里还少一个中国。中国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持续影响。因此必须明确指出，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不应越过中国或绕开中国做什么。

战后，欧洲出现了一种所谓战后秩序，一种和睦共处的新文化将欧洲人联系在一起。大国不再试图压迫小国，不再试图孤立别国，而是在平等和等值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要合作不要对抗”已成时尚。世界新秩序也应该建立在平等和等值的基础上，应该遵循“要合作不要对抗”的思想。这样的世界新秩序要求包括中国。我满意地注意到，中国在履行其义务，但又不谋求霸权。

问:您首次访华是哪年，给您印象最深的中国政治家是谁？

答:我首次访华是1973年，那时我任内政部长。中国领导人向我发了邀请，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久要当外长。一年后，我当了外交部长。当然，北京知道，在德国政府中，我积极推动与中国建交。我们经历了几十年冷战。当时是一种两极格局，一方是华盛顿及其盟友；另一方是莫斯科和那些受其影响的国家。我们当时非常赞赏中国的独立作用。中国从未接受莫斯科对德国问题的看法，一直对德国人民希望“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的愿望表示理解。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1973年我首次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除了周恩来，邓小平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毛主席我从未见过）。我与邓谈过好多次。他用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的能力，每次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不仅讨论中国的发展，他对欧洲的发展和欧洲在未来的作用也非常感兴趣。我们还经常谈论德国和中国哪个国家先统一。

问:您怎样看中德关系现状，哪些方面还有发展潜力？

答:自从我1992年卸任以来，已两次访华，去看中国经济的进步和国家面貌的变化。我们一贯担心停滞，因为停滞会孕育社会爆炸，这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我们不要动荡。只有强有力的发展，才能塑造未来。我们正处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德中双边关系发展良好。但我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多。这包括经济合作，也包括政治合作。德中磋商机制非常重要，欧盟应该更多地与中国讨论全球性问题。这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在留学生交流方面，已有许多德国学生怀着巨大的兴趣和好奇走向中国，但人数还可以更多。双边关系中，不存在需要努力解决的客观障碍。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时，应该进行负责任的对话，这也适用于人权领域。我认为，这才是试图克服分歧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