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济学家告诉我，马克思当年曾高度评价许乃济，说他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我心里禁不住打了个咯噔。

许乃济这人，凡稍微懂点清代史者，没有不知道他的。因为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鸦片在中国泛滥时，他竟向道光皇帝建议采取“弛禁”政策，从而引起了近两年的朝廷大辩论。辩论结果，“严禁派”获胜，许受到降职处分被赶出太常寺。一百多年来，国人每当提起当年的鸦片战争，就要谈及他，原因是他乃大大的反派人物一个。

然而，对于这么一位名声很臭的人，伟大如马克思为什么把那样的高评价给予他？带着这个问题，我打开《马恩全集》，在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中找到了他的原话:“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因为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开支和货币流通。”他接着说，“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本来就有疑问，读了马克思这段话，疑问就更多了。带着疑问，我沿着一条尘封了百年的崎岖小径，去找寻一个真实的许乃济。

鸦片，亦名罂粟，本产于南亚一带，明末清初始传入中国。因为大量吸食鸦片有害于国计民生，早在1729年（清雍正七年）朝廷就下令严禁。然而，由于措施跟不上，令虽颁而禁不止。到1821年，国内鸦片已从禁令颁发那年的200箱，上升到了4770箱，之后就是一路飙升，到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已达28307箱了。

全国吸毒人数达400万，80万军队中竟有“烟兵”20多万。特别是因为国家实行“严禁”政策，如此巨量的鸦片，完全依靠走私，致使大批贪官和走私分子勾结，白花花的银子如水般流进了外国走私贩子的腰包（一部分进了贪官的腰包），而国家却收不到一分钱的税金。面对如此局面，年近花甲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总结分析了一百余年对鸦片想禁，可禁又禁不住的尴尬局面，这才下决心向皇帝上了关于“弛禁”的奏折。

如果我们能抛开一切看待事物的老眼光，根据实际而不是根据教条看问题，就会发现许乃济的奏折确实有着新鲜的观点和道理。首先，他从政治的高度考察传了四代的所谓“严禁”，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严肃的形式主义。

明为“严禁”，实际禁不了，且越禁越多。这种“严禁”的明规则起的作用不理想，而暗规则（或曰潜规则）的走私则似乎是畅通无阻，一天天坐大了。既然如此，不如把暗的搞成明的，把鸦片交易公开，不但从根子上打击了走私，打击了权钱交易，还会为国家收回大量税金。其次，奏折充满了鲜活的经济思想，主张把鸦片作为特殊商品————药材进口，采取“以货易货”政策，不但可以活跃国内物资出口，加大对外贸易力度，也避免了硬通货————白银的外流。

奏折同时注意了鸦片的毒害，明确规定了吸食者的范围，坚决禁止官员、士子、兵丁染指。可以说，如果清政府不拘泥于祖先的教条，明令按许先生的建议办，鸦片泛滥的势头是可以逐步抑制住的。

按马克思的说法，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清政府的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为此，马克思说:“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意味着英国国库遭到严重的损失。”

“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和财政上着想……对外国鸦片征收进口税……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增加的税收”。从马克思的话里，我深深感受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原因固然很多，但像许乃济这样具有新经济头脑的官僚太少，这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还是远在万里之外的马克思慧眼识人，给一个当时仅为部长助理的许乃济冠以“政治家”的名号还歉太轻，又在前边加了“最有名的”定语。

马克思一生写中国的文章就那么几篇，涉及到的具体人也不多，可还没有一个被他称为政治家的。当他把“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的称号赠给许乃济时，许先生却早已被革职，亦于1839年去世，算来已过去18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