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采取学校教学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使学生锻练成为"革命军"战士。

黄埔军校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创建的，来到学校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然而，学校的教学器材、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的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就是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黄埔军校贯彻教学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学生们边学习，边作战，在创造革命奇迹的同时，锻练成为孙中山倡导的真正的"革命军"战士。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其指导思想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就决定了军校主观上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军校是在军阀虎视眈眈下创立的，必然遭到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仇视和排挤，客观上使得军校必须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黄埔军校建校不久，广州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商团是以广州商界名义建立的一个武装团体，是英帝国主义在广州的武装代理人，约有四千兵力。而当时南方政府的军队，忠于革命的已全部随孙中山出师北伐，滇、福、湘军或是隔岸观火，或是与商团暗中勾结，唯一可靠的力量仅是黄埔军校在校学习不到六个月的800名学生。然而正是这股敌人未曾放在眼里的新生力量，在广州等地的工会、农会的支持下，只花了三天的时间，便使商团部队全部缴械投降。这也是黄埔学生军履行反帝反封建义务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平定商团武装叛乱之后，广州政府仍处在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之中。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黄埔军校的领导人对于革命的任务有了进一步认识，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国民党遂即东征讨伐陈炯明及其商团残匪。参加这次斗争的主力是刚刚组建不久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和第二期学生。他们组成了黄埔军校校军，力量有限，训练不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苦心经营多年，防御工事扎实，武器装备精良的陈炯明部队相比较，明显是敌我悬殊。然而，正是这样一支当时不被看好的队伍，连战连捷，相继取得了淡水、棉湖、五华、兴宁战役的胜利，使得敌人望而生畏。之所以能取得累累战绩，与黄埔校军坚持向民众展开积极有效的政治工作分不开。在《告东江人民书》中，黄埔军告示东江人民:"本校党军认为被压迫人民欲解除自身痛苦，必须自身奋起，与革命军同其动作，然后此革命军的力量，乃能加大"，"故人民与革命军必使两者合一。武力为人民所用。"这便是黄埔军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

正当黄埔军与反动军阀浴血奋战时，南方政府的另外两个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趁着孙中山逝世,众人处于悲痛之时，与北洋军阀相勾结，预谋武力推翻国民政府。黄埔校军未加调整，便回师广州，投入到平定刘杨的战斗中。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黄埔军采取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方针，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彻底消灭了滇桂军。

被黄埔军打得落荒而逃的陈炯明认为平定完杨刘的黄埔军会元气大伤，于是卷土重来，趁机占领整个东江地区和战略要地惠州城，恢复了第一次东征前的态势。黄埔军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整军练兵，誓师第二次东征。这次战争可谓是黄埔军所遭遇的最艰苦战斗。血战惠州，黄埔学生以生命和鲜血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第二次东征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黄埔军在战争中注重向民众宣传三民主义，争取民众的支持。在《重征东江训诫》中，明确指出:"保护百姓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在战斗中的政治宣传工作中，提出了: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为保护东江人民利益而战；国民革命军是人民的武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等宣传口号，真正做到了武力与民众的结合。

此外，黄埔军还参加了北伐。军校师生认识到"今日之中国惨遭帝国主义之工具军阀铁蹄蹂躏，残忍荼毒已达极点矣!盖军阀私拥硕大兵力，勾结帝国主义以争权夺利，相轧相倾，残害人民，是甚一日"。军校学员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战斗。在黄埔军校学生誓言中可见一斑:"吾等是黄埔学生，在最近的将来，便当率领革命健儿，向前去冲锋杀贼。吾等誓愿尽忠党国，始终为民众利益奋斗，此身可杀，此志不渝。"

黄埔军校办学的这一特色，还表现在军校学生积极参加反帝斗争，支持工农运动和帮助建立工农组织。"五卅惨案"发生后，黄埔学生义愤填膺，参加示威游行，黄埔学生为了保护工人、农民、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后面。一路上，他们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气势磅礴，空前绝后。帝国主义趁机在沙基大肆屠杀，黄埔学生士兵惨遭毒手，"死难者二十三，受伤者五十三"。沙基惨案后，黄埔学校化悲痛为力量，在援助省港罢工周宣言中，黄埔军人高呼:"我们不应坐视工人单独的奋斗!"，"我们工农商学军各界联合起来!一致的打倒帝国主义。"拥护省港大罢工，不仅如此，黄埔军校还派优秀军官帮助训练工人纠察队，从精神及物质上积极援助罢工工友，"以期达到最后的胜利。"

黄埔领导人深刻体会到:"国民革命这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于干农民运动。" 在支持工农斗争的同时，黄埔军人切实执行孙中山的"扶助农工"的政策，支持与扶助农民运动。首先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人才。学校多次派遣军事政治教员，先后共训练了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使得参加讲习所的学员的军事、政治素质有了快速的提高，且在回农村后，带领农民进行农村革命，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的作战。其次，军校政治部还派人员对东莞保安农民会施以政治及军事训练。再次，军校拨派第四期毕业生30余人到农民运动干部特别训练所学习农民运动的简要理论和方法，期满载波机先后分赴各重要县，承担训练那里的农民自卫军模范队工作，推动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总之，黄埔军校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现实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既把他们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又加速他们成为孙中山期望的"革命军"的进程。

第三，依法从严治校，使整个学校管理走上法制化、正规化轨道。

黄埔军之所以能在兵力悬殊情况下横扫军阀，不仅是因为贯彻主义建军，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教育，而且也在于它是实施以法治校，用严格的校规军纪来管理学校各级官兵和各项事务，使学校管理具有法制化、正规化特色。

黄埔军校领导人认为，要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并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必须有严明的军纪加以规范和管理。为此，黄埔军校接连颁布了五种军法，一是《革命军连坐法》。即规定"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以上皆然。"以期达到"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之效果。虽然这个法规沿袭了旧军队的军事法规，甚至有些法西斯的味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是不能说毫无积极作用，战争实践表明，此法在激励黄埔校军冲锋陷阵时毫不畏缩，流血牺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二是《革命军刑事条例》。分为:叛乱罪十条；擅权罪五条；辱职罪十条；违抗罪一条；侮辱罪二条；掠夺罪四条；诈伪罪二条；逃亡罪三条。按罪状性质、程度轻重分别监禁乃至枪毙等处罚。三是《革命军惩罚条例》。这是对犯罪程度较轻，不涉及到刑事范围的人员所规定的。分重、轻禁闭、禁足三种惩罚。《革命军刑事条例》和《革命军惩罚条例》这两个法规对于战闲时期的日常生活起了有效的监督作用。四是《审判条例》、五是《陆军监狱规则》。这两个法规规定了触犯军校法规的人员接受会审和关押的一系列事项。

除了这些军事法规外，黄埔军校还制定了《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规定了军校学员在校期间应遵守的纪律，如:"学生聚散以号音为凭，无论何时何事一闻号音，须速往指定地点集合，不得借端迟延规避"；"学生有事故，只许向直接管辖之官长或值星区队长处报告，以凭核办，不得越级陈诉"，等等。对学生学习期滿毕业也作了相关规定:"学生修学终了后，应受毕业试验。及格者则分发各军充见习军官，期满后授陆军各兵科少尉，不及格者降期补习。毕业试验由国民政府或由本校派员组织委员会试验之。"黄埔军校十分注重对于学生的革命牺牲精神的培养，在此规则中，指导了学生的作风养成:"敬爱、刚强、沉毅、诚信、勤劳、团结、服从、清高、以及遵守命令，尽忠职务，保持名誉，大为军人之基本。"

黄埔军校的以法治校还表现在对于编制、机构职能、各部官员之权责、各种活动具体事项等方面的规定。在编制、机构职能和人员职权方面，学校亦作了严格的规定。学校制定和执行了《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织系统表》，包括:校军部下面的总务科，人事科、军法科、秘书处等各科，以及教授部、训练部、政治部、管理处、军医处等，编配明确，职责分明，确保了学校教学、管理等各方面的运行。各个部还制定了服务细则，规定各级官员的权责。在各种活动的开展方面，如，在录取学生方面，学校又专门制定了招生简章，对于报考人的资格、考试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规定可操作的各种客观标准，保证了录取工作中公正公平。

黄埔校军在作战过程中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因为它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黄埔军与旧军队不同，行军中无论是官员还是学生，都不许拉夫、抢物、捐饷、占屋，违者按革命军的刑事条例进行处罚。在《重征东江训诫》中，强调要严守军纪，服从命令，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紧记革命军的刑事条例。《爱民歌》的歌词:"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与鸡"，也反映了革命军严明的纪律。

黄埔军校是近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培养革命军队的新型学校，它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无情的军事法规和人性化的政治工作相结合进行法制化、正规化的治校。学校人才辈出，战绩层出不穷。它以独特的办校方式，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成为影响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名校。在我国现代军校建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黄埔军校的办学特色对如今我军军校的办校，也有深刻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