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当年烽烟迭起的中华大地，那抗战烈火熊熊燃烧的岁月，记忆犹昨。黄埔学子抚今追昔，缅怀先烈，感慨万端；痛定思痛，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居安思危，珍视和平，开创未来；更自觉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担当重任。

抗日:国共两党二次携手合作，共同对敌。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20世纪人类历史最残酷和血腥的战争。在那段岁月里，民族灾难深重到了极点，但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也沸腾到了极点。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卢沟桥的枪声，唤起了一个民族的彻底觉醒。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成为全民抗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民抗战路线，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作战原则，对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中流砥柱，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正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以及各方面进步力量的推动，中国国民党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第二次携手合作，因此才有全民抗战，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为响应历史召唤，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当年的黄埔师生几乎全都投入了全民抗战。他们多数人在国民党政府的正规军中服务；不少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中任职；还有一些人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担任正面作战，八路军、新四军担任侧击敌军和深入敌后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历史证明，这是当时合乎战略态势和战争实际的协同作战。正面战场阻击敌人的进攻，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得以钳制大量的日军。在抗日战争战略统一体中，两者是互为依存而又相对独立。广大黄埔师生，在各个战场上，同全国军民一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共第二次合作尤其是在抗战初期，即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的战略防御阶段，是国共两党两军配合最好的时期。忻口会战国共两党的军队甚至统一指挥、联合作战。黄埔一期生李默庵将军回忆忻口战役时说:“所经数次战役，唯有忻口战役不同以往，主要是:不论是中央军，还是晋绥军；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八路军；不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共同面对的只有一个敌人-日本侵略军。真正做到了不分彼此，密切配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忻口作战是国共两军在同一战场并肩作战的典范。没有团结统一，便没有强大的中华民族。”台儿庄会战歼灭日军两个师团，是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游击队，在铁路、公路干线大力开展游击战、伏击战，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打击和钳制敌人，使敌人自顾不暇，很难为台儿庄提供兵力和物质支援，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的正面作战。战区司令官、原黄埔军校教官陈诚在《台儿庄歼灭战》总结中说:在华日军计有55万人（不包括东北四省的），而参加台儿庄会战的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少部，袭攻其后方”，“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

20年前，聂荣臻元帅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一书所作序言写道:“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奋战了8年之久，这是一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同各民主党派、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联合进行的神圣的民族战争。至今，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许多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士的精神，与在抗战期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壮烈牺牲的无数共产党员、我军将士和人民群众一样，仍然令人崇敬不已。”这是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对抗战历史实事求是、客观正确的评价。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缅怀当年浴血奋战的黄埔师生和广大抗战将士。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为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烈士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历史丰碑上。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对黄埔军校的历史功绩曾给予高度评价:“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湖南:抗日主战场，黄埔建功勋。

当年抗战时期黄埔先辈的爱国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而且成为今天黄埔师生的骄傲。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对抗战的贡献，湘籍黄埔师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南，历来青年爱国心强、革命性烈，大批青年有志之士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仅以军校1至5期为例，毕业学生总人数为7399人，而湘籍学生达到2189人，占29.58%，居全国各省之首。其中黄埔第1期学生达197人，竟占总人数的30.5%。众多的湘籍黄埔学生更为其后在我国近代史上湘籍将领大批胜出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军校1至5期的师生被列为国共两党名将的总数为313人，其中湘籍名将达81人，占25.87%。包括共产党内的毛泽覃、左权、黄公略、陈赓、许光达、宋时轮、陶铸、李富春、鲁易、王尔琢、蒋先云、段德、夏曦、张平化等，国民党阵营内则有邓文仪、刘戡、李文、李默庵、张镇、郑洞国、宋希濂、贺衷寒、袁朴、黄杰、文强、廖辉湘等。真可谓黄埔同样是“无湘不成军”，充分显现出“惟楚有才”的盛况。另外，黄埔军校长沙分校（中央军校三分校）和武冈分校（中央军校二分校由武汉迁来）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成为抗日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

湖南是中国抗日的主战场。全国抗日战争24次正面战场会战中，在湖南进行的就有6到 7次（长衡会战分为第四次长沙会战与衡阳会战）。在数量上，占到四分之一强。武汉失守后，日军大规模侵湘，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长沙、衡阳、常德作为通往西南的门户，被日军作为进入西南、直捣陪都重庆的必经之地。日军始终把三分之一以上的侵华兵力部署在武汉、广东地区，对湖南采取南北夹击之势。因此，当时全国兵力四分之一强的第九战区就配置在这里，黄埔师生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

长沙、常德、衡阳、湘西四大会战的7次较大规模的正面抗战中，包括黄埔师生在内的湖南军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对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首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对扭转重庆政府动摇畏敌情绪，坚定其继续抗战的决心，造成日军厌战情绪，均起到了重要作用。黄埔一期生，隶属于第九战区的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权的关麟征直接指挥了此次战役，战绩卓著，被美联社誉之为“中国的巴顿”。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第一次获得空前胜利的战役。常德会战的胜利，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而湘西会战的胜利，是日军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收缩的转折点。芷江洽降则宣告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7次战役日军共投入兵力60余万人次，被击毙击伤20万人。湖南军民也承担了惨重的民族牺牲，累计死亡92万多人，重伤170多万人，经济损失12万多亿元（法币）。众多黄埔师生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首次长沙会战结束，武冈中央军校二分校一位学生家长，从某处战场我军尸体身上收集到的二分校毕业证章达500余枚之多。在常德保卫战中，第九战区一支9000人的我军，英勇顽强，兵亡官继，弹尽肉搏，宁愿战死，决不投降，最后只有83人生还。衡阳会战我方第十军（军长方先觉、黄埔3期生）18000名守军，浴血苦战，抗击了日军5个师团共计10万余人的围攻，竟达47昼夜，伤亡16000人；日军伤亡48000人，付出了3倍于我方的代价。日本战犯冈村宁茨曾说:“中国的枪炮打不赢我们，主要是黄埔精神打败了我们！”徐向前元帅曾经满怀深情地挥笔写道:“黄埔军校师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黄埔师生为祖国和民族立下的不朽功勋永远彪炳史册。

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当年血气方刚的黄埔铁骨男儿、抗日英雄，如今已成了耄耋老人，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大家仍然自知身上所肩负的神圣使命，祖国一天不统一，黄埔同学一天寝食难安，决心继续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团结联络海内外黄埔同学及亲友，共同反分裂、反台“独”，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