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国共合作建立了现代中国第一所军事政治学校。当时祖国四面八方的志士英豪，云集黄埔，广州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短短的几年里，“革命的黄埔”培养了不少军事、政治人才，“黄埔学生军”驰骋沙场，开展了极其壮丽的伟大斗争，取得了巨大功绩，为完成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历史任务，开辟了武装斗争的道路。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过深远影响。

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的？筹备过程中有哪些变化？过去，有许多问题说不清。现在，马林的女婿贡献出大量马林在中国活动的史料；苏联政府解密了大量文件、电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李玉贞、杜魏华等研究员，花费了大量心血，主编了不少著作，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使得部分史实得以澄清，遗憾的是还有一部分档案材料在台湾，至今我们还不能看到。

综观黄埔军校创办的历史资料，当时的形势复杂纷纭，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创办过程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直接见面不多，其中起穿针引线、搭桥铺路的主要人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加拉罕，全权代表鲍罗廷，中共代表张太雷等。

现在我们看到的党史资料中，中共领导人有关筹备黄埔军校的具体谈话或文字记录不多。但是，所有史料都明显地指出，创办的全过程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都是参与的。例如:1923年12月16日，鲍罗廷与瞿秋白在上海曾有一次谈话，参加谈话的有鲍罗廷、瞿秋白、维里杰，谈话背景是有关“孙逸先博士访问团”赴苏联访问的情况。

“维里杰问:您了解到莫斯科去过的那个王某人（指王登云）吗？?

瞿秋白:他是个XX，我早就建议不要派他去。

鲍罗廷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回来的？

瞿秋白:昨天早晨，可我还没有见他。陈独秀也没有见他。我只见了沈玄卢，他是中共党员，是我们的组织者。”

接着瞿秋白向鲍罗廷介绍了沈玄卢反映访问团在苏联参观访问的情况，以及访问团成员互相意见不一致的问题，鲍罗廷要瞿秋白报告陈独秀。

“瞿秋白:我一定把此事告诉陈独秀同志”[1]。

以上这段谈话可以看出，关于赴苏联考察的人选，中共领导是研究过的。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学习苏联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的问题。可见，关于筹备军事学校的问题，中共领导人是知道的。张太雷参加了许多重要会谈活动，可惜他牺牲太早，没有能把他与中共领导人汇报、协商的情况记录下来，留下一段空白。

从筹备过程看，创办黄埔军校大体可以分为:初步酝酿、谈判学习、具体落实、正式成立等四个阶段。

一、初步酝酿

1921年12月，奉列宁派遣，秘密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在中国南方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的考察。在广西桂林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第一次见面，举行了长达9天的会谈。这9天的会谈与四个月的旅程相比，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对于中国革命历史来说，这次会谈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谈不了那么深。9天会谈的内容里虽然没有具体谈到创办军事学校的问题，但是，双方对中国革命战略问题的共识，对尔后创办军事学校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一次奠定思想基础的会谈。

马林在1923年2月，把这次谈话概括为:“中国革命分子采取的方针是在南方集聚力量，在那里占领一块领土，组织革命军队，把革命扩展到北方，武力推翻反动军阀政权，以革命纲领为基础，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2]这就是孙中山关于武装统一中国战略思想。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虽然遭受很多挫折，但他却以无比坚韧的力量，熔炼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反动军阀的决战。孙中山先生总结毕生的经验，深刻分析近代中国的国情，得出中国革命“离开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中国特点之一”，就是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了达到结束国家分裂的局面和实现祖国共和统一的目的，必须把“举行北伐，统一中国”作为既定的统一战略，要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务必保住华南，将其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地”。

国民党对这次会谈很重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要员胡汉民、许崇智、陈少白、曹亚伯、林云陔、朱卓文、李禄超、孙科等人都参加了会谈，9天内进行了三次会谈。

由于这次会谈是考察性的，双方是第一次见面，只就一些大的原则问题进行交流，没有具体谈到开办军事学校的问题。但是，思想认识的统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重要酝酿活动。

由于苏联那时候的外交重点在北京，他们认为“国民党的活动中心应该在北京”，不在南方。年青的苏维埃政权诞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紧张进行，被沙皇政府拖入战争的俄国军队正在前线与德奥军队激战。苏联国内，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军队疲惫不堪，许多地区出现了反动势力的暴乱，食品等生活必须品奇缺，供应极其紧张，巩固国家政权需要时间。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敌视苏联，他们寄希望于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英美法拒绝承认苏联，直到1922年，美国还一直承认沙皇的驻美大使。那时苏联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处理西线问题，在远东，他们的外交重点则是争取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对其外交上的承认，用当时的话说:“不得不同中国的正式政府打交道”，不想得罪他们，要急于与他们“套交情”。

有进展的酝酿活动是第二次在上海见面。这次在上海见面，双方举行了深入的会谈。因为这次会谈有了新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