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内战战犯，如杜聿明、黄维，无人不知，说起文强，却有许多人不甚了了。其实，文强其人，一生遭际，可谓胜过任何传奇。

在军统中做到最高军衔的文强中将，是活的最长的一位被俘将军，直到2001年才去世，活了九十三岁，被称为世纪老人。

要说文强的一生传奇，不妨从这样一件小事开始——

文强刚刚被俘时，让其写悔过书，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我家亲戚，刘少奇算是我同乡，周恩来是我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党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在被俘后能说出这种话，真是一个性情中人，但他说的这句话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要从头说起。

文强生于1904年，文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其祖上则大大的有名，乃是宋末宰相文天祥，文强则为文天祥第二十三世孙。按他的回忆，他们家的孩子从会说话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背其祖上写的《正气歌》。其父曾在清末去日本留学并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就在祖宗的牌位旁立上了孙中山、黄兴和蔡锷的照片，于是文强每天早上先要向祖宗的牌位磕头，再向孙中山的照片鞠躬。

说文强的出身，主要是为了引出和毛泽东的关系。按文强在回忆录中所说:“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七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四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14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是文强的表姑（在文强回忆录中说是姑妈，但查其它的资料，并不是文强父亲的亲妹妹），所以文强见毛泽东时是叫大哥的。

回顾文强的青少年，身边围绕的尽是后来的中共高层，按其回忆录中所说，他先是通过毛泽东认识了何叔衡和谢觉哉，中学毕业后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在学校里又结认了夏曦等一批后来的中共的风云人物，加入了共青团，并在夏曦的动员下报考了黄埔军校，以第三名的成绩成为黄埔四期的一员。

截止到现在，按照我们的说法，文强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开始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进入黄埔后没几个月，文强和当时的几个黄埔军校的共青团员就被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李运昌、陈林达。集中起来干什么呢，入党。而入党时的宣誓人则是周恩来，所以文强后来就总说他的入党介绍人为周恩来。

文强当时在军校，和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文强为班长，不过文强和林彪的关系可不怎么样，原因却是因为一件小事。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里不知怎么还剩一颗子弹。等晚上人都开始睡了，林彪就开始摆弄他的枪，不知怎么突然走了火，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上铺那个人姓林，叫林伟俦，好在当时他没在床上。不过有意思的是，后来他成了国民党守天津的中将军长，并在战斗中被俘，而打天津的，正是林彪的四野。如此大的事，上边查来，文强身为班长，自然要把事情的经过汇报清楚，于是林彪被关了禁闭。为此林彪深恨文强，骂他是“湖南骡子”，“告密者”，并事后和文强打了一架，不过文强练过武术，按他的话“三个林彪也打不了我一个”，显然林彪又吃了亏。

文强因在艺专时学过速记，在军校里兼职当了周恩来的速记员，并因此认识了众多国民党上层，其中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则介绍其加入了国民党。但在1926年整理党务案时，文强退出了国民党，并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份。

1926年5月底，因北伐前线吃紧，文强等300余人提前毕业，前往武汉前线（算了一下，只在军校呆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军校可真是速成班了）。

等到文强他们来到武汉，这时武汉已经基本拿下。后又经邓演达介绍，随朱德前往四川做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并认识了中共的另一个元帅陈毅。

南昌起义前夕，文强接到恽代英的指示，火速前往九江贺龙的部队里报到。在路上遇到了黄埔的同学周恩寿。

南昌起义时，文强任第三师特务连连长，师长为周逸群。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找到了周恩来问，这个没前方没后方的仗怎么打？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我们就有后方了。文强做为营指导员带着三百多人跟着大部队拼命往东打，等到部队真的打到潮汕，谁也没找到什么苏联兵舰，原来说这里有彭湃建立的根据地，结果当地组织也找不到，粮食和钱都没有了，每天只能吃点甘蔗度日，结果队伍一下子就全散了。文强带着手下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靠卖苦力背铁砂挣了点钱买了去上海的船票。再从上海各自返回了家乡。

有趣的是，文强和同伴在上海还做了一回贼，而被偷的则是他的国民党入党介绍人邵力子。到上海后，文强他们又没钱了，一天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邵力子在上海教书，于是就是投奔他。但邵力子看到众多当年的学生跟叫化子似的来找他，烦的不得了，只好不断的哭穷，给了他们十二块钱打发他们走。这帮学生很不满意，也没什么办法，其中一个叫杨继荣的黄埔四期生走的时候顺手就把门后邵力子的皮袍子偷走给当了，并把当票给邵力子寄了过去，说学生们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出此下策，当票给你，您自己赎回去等等。

文强回家后过了几个月，也没人联系他。他想再这样下去，和组织的关系就断了，就向母亲那里要了一些钱，又去了四川，找到了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这个人在文强一生中很重要，他回来也入了军统，成了将军，以后还和文强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又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当时川东农民暴动的军事工作。三十年代初，文强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军事委员等职。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如果没有后来变故，照这条路走下去，解放后文强也能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许多历史也许都将改写，但历史没有如果，内部斗争将文强和许多当时和文强境况相同的人推向了自己的敌对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