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隆隆驶过的坦克和军车，将东德人从乌布利希（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当众撒下的谎言中惊醒。仅仅两个月前，乌布利希还在一个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没人想要建立隔离墙！”但显然，那时他决心已下—二战过后，260多万名东德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出于私人的、政治或经济的原因，纷纷“用脚投票”逃往西方—柏林墙，是阻止东德公民继续逃离的唯一方法。

但墙没能像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希望的那样，让东德民众学会“正确”地思考。从建墙当夜开始，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冒死冲关，在柏林墙边洒下了滩滩热血。

艾达·司克曼是柏林墙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她在伯诺尔大街上的公寓虽位于东柏林，但窗户面向西柏林。1961年8月22日，这个58岁的老妪不顾一切跳窗而下，结果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死于西柏林的一辆救护车内。

齐默尔街则是18岁的彼得·费克特的遇难地。1962年8月17日，他已成功攀上了柏林墙头，但就在那一刻枪响了。受了重伤的费克特跌落墙内，痛苦呻吟。西柏林警察和查理检查站的盟军岗哨目睹了这一切，却无人施以援手。一小时后，他在众目睽睽下流血而亡。几天后，西柏林市民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东德在边境实施的恐怖政策和盟军的不干预政策。一年后，西柏林人为费克特举行了死亡周年纪念。

24岁的布克哈德·尼云死得更为惨烈。1974年1月5日晚，这个东德边防士兵冲进查理检查站，他手持冲锋枪，把两个同事作为人质，成功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但当他弯腰欲过第二道防线时，有几分钟时间人质脱离了他的控制，狙击手瞬间狙杀了他。

在柏林墙沿线，在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民间自发设立的小纪念碑和柏林市政府统一规划的信息牌随处可见。若是在屋顶或厕所下方发现十字纪念架，也不必惊讶，那儿正是越墙者的遇难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为翻越那堵壁垒森严的柏林墙，东德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弗里德里希大街，莱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1963年为反对柏林墙而建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和纪录片展示着东德人为自由而竭尽的努力、智慧和勇气:几辆发动机经改装可供容身的汽车；两个家庭费时两年手工制成的热氢气球；37个半专业人士用6个月时间挖出的5号隧道。

越墙者也并非孤立无援。莱纳·希尔德布兰特创立的市民行动小组“8月13日工作组”就位于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日复一日，逃跑助手们透过博物馆的小窗户，观察跨越边境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制定各种逃跑计划。距此一箭之遥，德国报业巨子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挑衅式的在柏林墙边建立了十几层楼高、以其名字命名的出版大楼。“反对柏林墙的斗争，就是为自由而战。”当西柏林人渐渐放弃对两德统一的希望时，被德国商业杂志《资本》戏谑为“勃兰登堡门的傻瓜”的施普林格，仍不懈地在旗下《世界报》、《图片报》上呼喊。为遮挡出版大楼和高悬楼顶的宣传横幅，东德政府在莱比锡广场竞相建立电视塔和高楼，唯恐“西风压倒了东风”。

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游戏持续了28年零91天。成功越墙者毕竟少数，更多的人未及抵达彼岸，便成为柏林墙的奠基石。伯诺尔大街上的柏林墙文献中心内，一份历年柏林墙死难者名单令人神伤。资料显示，1961年至1989年约有11万东德人经确认非法越境，其中4万人成功逃离，7.1万人因试图逃离而被收押，几百人在逃离途中被射杀或遭遇各种意外。究竟有多少东德人死于柏林墙边？德国政府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至少有152人已被确认死亡。

他人的生活

东德是什么样？人们为何要逃跑？冷战时期的普通西方人对此缺乏想象。对他们而言，谴责柏林墙和援助越墙者，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更是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和对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认同，毕竟现代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建一堵墙把本国人民关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