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概括介绍的两份档案，一份新近发现于俄罗斯外交部，另一份新近发现于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前一份①是1953年6月24日由苏联官员V. Sokolovskii②，V.Semyenov③和P.Yudin④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国防部长N.A.Bulganin 提交的报告；后一份⑤是1953年7月20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Principal Organs of the Party and Mass Organizations”的报告.这两分档案使我们对苏联和民主德国内部对1953年6月16日—17日发生于民主德国(GDR)的这次动乱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本文在作者和其他研究人员对SED档案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除了介绍对1953年东德动乱的新发现外，主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两份档案材料。1953年动乱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52年7月，当时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对民主德国强制实行社会化和军事化法令。

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苏联主要致力于在其占领的德国区域内建立和巩固权力，这种权力究其实质是一种残暴的共产主义独裁制度，不仅没有任何政治民主，而且也不赋予德国人以基本的公民权利。

最迟到1952年，统一社会党已经取得了在政权、政治、经济方面支配力量——包括迅速扩大的社会威望和群众爱戴⑥。与此同时，在他们“一个德国”目标的设想之外，苏联和其掌握下的东德傀儡政权维持着一种克制的外表。

随着1952年3月“斯大林照会”遭到西方的拒绝和1952年5月“波恩和欧洲防务区条约”（巴黎条约）的签订，统一社会党政权关闭了通往西德的地区边界（划分边界线）—Operation Ungeziefer [Operation weed]。当时边界两侧人员仍可往来，但随着沿着此线的隔离区的建立，使苏联对该地区成千上万居民的暴政得以巩固，也阻止了日益增加的难民流动，同时这一行为也标志着那些持有“一个德国”主张的人历来抱有的幻想破灭了。⑦

统一社会党从此抛弃了一切节制的伪装，并且声称“无论是政治和经济状况，还是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者的觉悟都有了很大发展”，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苏联提出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令，并把其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⑧

从经济学角度着眼，“社会主义建设”政策强调要以牺牲日常消费品的生产为代价来建立和壮大重工业，要以延长工时来推动生产力水平的飞越，这与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初衷相符。统一社会党政府还采用了一种无情的合作化机制，强迫个体农民加入到一种所谓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中，凡不参加者将被课以极高的政府强制缴纳配额（LPGS），此举迫使许多农民逃往西德。

这种对农业结构的肆加破坏就导致了1953年春遍布东德的严重粮荒。尔后，强制的“社会主义建设”政策对此开出的药方竟然是以对私营企业课以限制性税收为手段，开展运动反击工业和贸易领域的私营部门。1953年4月，小企业主不能再领取限量供给卡、被迫到高价政府商店购买食品。以上的重建政策和苏联的军事化命令给东德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为东德的社会经济结构增添了许多困难。⑨

乌布利希曾在党代会上胜利地宣布，“政府的力量将成为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主要工具。”⑩举例为证，1952年10月通过的《保护人民财产法》标志着一种极端残暴罪恶的司法系统权力达于顶峰，这种司法系统将“阶级斗争”强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即如类似反政府声明（鼓吹联合抵制）和黑市交易这类轻微的违法行为也将遭到从重处理和刑罚，仅1953年前三个月就有7775人被逮捕。⑾即使一些杰出的统一社会党成员也成了造成经济危机加剧的替罪羊。

1952年12月，贸易和生产部长Dr.Karl Hamann被捕。一个月后，外交部长 Georg Dertinger 也被捕。统一社会党内部的清洗还殃及政治局（politburo）成员Paul Merker和其他杰出的东德共产主义者。伴随着政治压制的加强，政府亦对教会展开猛烈围剿，原因是教会保存了反动思想。

1953年春，东德国内的形势已近乎“内战”边缘。尽管签订了边界划分协议，东德人依旧成千上成万的出逃，每月达到15000—20000人。在全国范围内都充斥着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罢工的征兆，无论是在大型工业规划区中还是在“资产阶级”政党当中⑿，这种征兆都十分明显。然而东德领导人依旧顽固地坚持其“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以自欺欺人和盲目的态度应对日益增长的危机；1952年9月成立的政治局难民问题委员会认为只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措施就能解决难民问题。⒀

破坏经济的行为和敌意行动受到谴责，因为这类行为加剧了经济困难；同样，其他任何只要会对政府造成压力的行为也一并受到指责。1953年2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在回顾了“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得失之后认识到了某些困难，但是却强调要强化现行政策的执行。⒁由于低估了日益增长的危机，东德政府加强了与教会的对抗，5月28日下令将工时延长10%。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新的领导集团开始推行“和平进攻”政策，然而东德不断恶化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残酷镇压方式恰与这一政策相违，于是便引发了1953年4月下旬到5月间莫斯科对德政策的大讨论。在5月27日召开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上，分歧达于顶点，这次会议试图“弄清是什么原因造成大批东德人逃亡西德？如何来取措施来扭转东德现存的政治经济不利局面”⒂。

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比较零散的证据，秘密警察局长Lavrenti Beria 被控以“反对在东德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的罪名，总理Georgi M.Malenkov也紧随其后遭到了同样的指控，这正是 Nikita S. Khrushchev， Molotov和副外长 Andrei Gromyko所乐于看到的。也许是从情报渠道获知了关于东德严峻形势的更为准确的消息，同时也出于故意挑战莫洛托夫在其所主管领域的地位，贝利亚表现出一副支持一个统一的，中立的、民主的资产阶级德国政府的态度，尽管现有材料尚不能完全搞清贝利亚的清晰意图。 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