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一场财政危机加速了革命的爆发。使政府负担过重的决不是凡尔赛宫廷的奢华宏伟。1788年只有百分之五的公共经费专门用于王室各住宅的维修。使政府负担过重的是军费，既要维持现有的陆海军，又要偿付公债。在世界各国，公债几乎全部用于军费。1788年，法国政府每年收入的约四分之一是用于维持现有的军队，约一半是用于支付债务。英国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同样分配的。法国债务几达四十亿利佛尔。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独立战争。但是，法国债务只有大不列颠国债的一半，按人口计算每人的负担只及英国的五分之一弱。法国债务比荷兰共和国的债务小，也显然不比七十五年前路易十四留下的债务大。在那时，债务曾经由于拒付而减轻了。在18世纪80年代则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打算拒付债务，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作为政府主要债权人的各富有阶级在间歇时期有所进步。

由于法国收入不足以支付必需的支出这一简单的理由，连举债也不可能了。这一点不应归咎于国家贫穷，而应归咎于特权分子，尤其是贵族免税和逃税；归咎于财政制度的混乱，或者说缺乏财政制度，以致纳税者交纳的大部分税从未交到财政部手里。我们已经讲到过，最重要的税收--人头税一般只是由农民交纳，贵族凭借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被豁免，官员和资产阶级也以种种办法取得免税。教会仍坚持它的财产不能由国家征税，而定期向国王呈交的“自愿赠品”，虽然数量较大，但仍比向教会土地征收的直接税要少。因此，尽管国家是富裕的，但政府金库却空空如也。享有法国大部分财富的各社会阶级并不交付与他们的收入相应的税款，更糟的是，他们将纳税看作是身份低下的一种标志而加以抵制。

许许多多权威人士，路易十四本人、约翰·劳、莫普、杜尔哥，都看到了向特权阶级征税的必要性。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尔在1777年被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总监，他朝同一方向开始行动，结果和他的前任一样被免去职务。他的继任者卡洛纳在危机时上任，得出了更为革命的结论。1786年他制定一个纲领，提出有节制地采用代议制以缓和开明专制主义。他建议用所有地主都不能免除的综合税代替人头税；建议减轻间接税，取消国内关税，以促进经济发展；建议没收教会的某些财产；建议设立省级会议，作为引起政府中有产分子兴趣的手段，所有的地主在会议中都可以有代表，而无需考虑等级或阶层。

这个纲领如果实行，也许能解决财政上的问题，防止革命发生。但是，它不仅在税收上打击了贵族、省和其他方面的特权，同时也打击了三重等级制度的社会组织。卡洛纳从经验中知道，巴黎议会永远不会同意这一纲领，于是在1787年召开“贵族会议”，以期能赢得对他那个计划的赞同。贵族们作为交换条件坚决要求他作出让步，他们希望分享对政府的控制权。紧接着出现了僵局。国王免去卡洛纳的职务，任命善于处世的图卢兹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扬为继任者。布里扬试图通过巴黎高等法院推行类似的纲领。高等法院却加以拒绝，宣布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王国三个等级才有权同意新的税收。布里扬和路易十六最初认为，三级会议如果召开，可能受到贵族控制，因而拒绝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意见。布里扬和路易十六像莫普和路易十五一样企图破坏高等法院，以现代化的司法体制取而代之，在这一新体制中，法院将不能对政策施加影响。这就导致了贵族名符其实的叛乱。所有的高等法院和省级会议都进行抵制，军官拒绝服役，地方行政长官行动踌躇，贵族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和相应的委员会。由于政府停止活动，不能借钱和征税，路易十六在1788年7月5日允诺在次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各阶级都被邀推选代表出席会议，并将他们的不满列表呈报。

从三级会议到国民议会

由于三级会议已中断一个半世纪，国王要求大家研究会议的主题，并对这样的会议在现代条件下应如何组织提出建议。这就导致一场公众的大讨论。大讨论立即远远扩大到所有以前影响公共舆论的各种运动。出现成百种政治小册子，其中多数要求废除旧体系，因为按照旧体系，三个等级分厅开会，每个厅作为一个单位投票。这样的表决制度遭到广泛的批评，因为它意味着第三等级院永远处于少数。但是1788年9月，恢复职能的巴黎高等法院规定三级会议将如1614年那样按三个等级分别开会和表决。

贵族通过高等法院暴露了自己的目的。它强迫召开三级会议，就此而言，是法国贵族发动了革命。革命是以贵族重新反对国王的专制主义的又一次胜利而开始的。实际上贵族拥有一个自由主义的纲领:他们要求成立立宪政府，要求保证所有人的个人自由，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要求不得任意逮捕和禁闭。当时不少人甚至准备放弃纳税方面的特权，这一点最终有可能做到。但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希望在政治上成为国家占优势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想法不仅要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而且要在将来通过三级会议这个最高机构统治法国，代表们在三个厅里分别开会，其中一个厅是贵族，一个厅是教士（其中的高级教士也是贵族），还有一个厅是第三等级。

这恰恰是第三等级希望避免的事。律师、银行家、商人、政府债权人、店主、工匠、工人和农民都不愿意受世俗领主和教会领主的统治。他们对新时代怀有希望，这是根据启蒙运动哲学而产生的，并且受到了美国革命的激励。在“好国王路易”召开三级会议时，他们的这种希望达到了高潮。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的裁决结果好比是给了他们一记耳光--一种无缘无故的阶级侮辱。整个第三等级以厌恶和怀疑的心情攻击贵族。修道院院长西耶斯1789年1月发表了他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宣布贵族是一个无用的特权阶级，取消贵族于社会无损；第三等级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家是一致的，而国家是绝对的、无限的最高权力。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通过西耶斯成为法国革命的思想。与此同时，即使在三级会议实际召开以前，贵族和平民也不是根据哲人的著作，而是根据实际发生的事件和当时形势，就已经忧心忡忡、满腹狐疑地相互注视着了。第三等级最初曾支持贵族反对国王大臣们的“专制主义”，而这时却认为贵族可能怀有最坏的动机。阶级对抗从一开始就毒化了革命，致使和平改革成为不可能，并使许多资产阶级毫不迟疑地萌生破坏性的激进情绪。

三级会议按计划定于1789年5月在凡尔赛开幕。其多数代表为律师的第三等级抵制了这个分三个厅开会的机构。第三等级坚持三个等级的代表应合厅开会，并实行个人投票，这个程序有利于第三等级，因为国王给予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相当于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人数的总和。僵局持续了六周。6月13日，几个教士离开第一等级院转到第三等级一边，并和后者一起开会。他们受到热烈欢迎。6月17日，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路易十六在贵族压力下封闭了他们开会的大厅。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找到邻近的一个室内网球场，在那里，他们在一片混乱和忧虑的喧哗声中转来转去，宣誓并签署了1789年6月20日网球场誓约，声称他们无论在哪里开会，国民议会都是存在的，非俟宪法制成，议会决不解散。这是一个革命步骤，因为一群无合法权力者实际上接管了最高权力。国王命令三个等级的成员分厅开会。这时国王颇为勉强地提出自己的改革纲领，但争取不满者的信任已为时太晚，而无论如何，国王欲使法国各合法阶级的社会机构能继续维持下去。自封的国民议会不愿作出让步。犹豫不决的国王没有果断地实施控制权，而是允许国民议会继续存在下去。在6月底的几天，他召集约一万八千名士兵到凡尔赛。

问题在于法国国王在贵族与平民的激烈争端中选择了贵族。在法国，国王传统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好几个世纪内，法国君主政权都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汲取力量的。整个18世纪，国王的大臣们一直在继续反对特权集团的斗争。仅在一年前，路易十六几乎与反叛的贵族发生战争。1789年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国王失去了对三级会议的控制，没有行使自己的领导权，直至为时已晚才提出纲领，而且没有提供可使各派重新集结在其周围的象征。国王也没有能够利用资产阶级和平民百姓所流露的对他谦恭的忠诚，他们原期望国王能像往年那样支持他们，去反对贵族门第和身份。国王最初倒是试图实行妥协和延缓危机，随后，他发现自己处于连他颁布的法令都受到第三等级大胆挑战的境地。在陷于这种困境时，路易十六又屈从于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他的兄弟们以及同他一起生活的宫廷贵族，他们告诉他说，他的尊严和权威已受到侮辱和损害。6月底，路易十六毫不犹豫地倾向使用军事力量解散三级会议。但是，第三等级担心的并不是恢复旧的理论上的专制君主政权，他们担心的是贵族可能控制这个国家的政府。现在已经不能回头，第三等级的革命使路易十六与贵族结成联盟，而第三等级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畏惧贵族，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国王已处于贵族掌握之中。

下层阶级在行动

与此同时，国家正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对资产阶级以下的各阶级已难以控制。对他们来说，召开三级会议同样似乎预示了一个新纪元的来临。长期积压的不满，以及不仅在法国而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的那些问题都一齐浮到了表面。近期内的情况又是严重的。1788年农业歉收，到1789年7月，面包价格比路易十四逝世以来任何时候都高。1789年又是一个萧条年，由于美国战争而迅猛发展的贸易突然停滞，以致工资下降，失业增加，同时食品价格空前上涨。已经瘫痪的中央政府无法采取旧制度时通常采取的那种救济措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焦虑不安。劳工纠纷突然爆发，4月份一场大规模的工人骚动破坏了巴黎一家墙纸工厂。农村地区大多是混乱的。农民宣布不再支付采邑税，还拒绝纳税。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农村也受到流民、乞丐、无赖以及活跃在许多边境关卡的走私犯的骚扰。当时商业萧条使在家从事纺织或其他家庭工业的诚实农民的收入减少，失业和贫困在国内蔓延，人们被迫离开家园，结果流民的人数增加到惊人的程度。事态的发展使人们对贵族丧失了任何信任，大家相信（虽然这不是真的）贵族为了威吓第三等级和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在秘密招募这些“土匪”。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就这样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危机。

城镇担心会遭到乞丐和亡命之徒的糟蹋。甚至巴黎这个除伦敦外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有这种顾虑。巴黎人还因军队在凡尔赛附近集中而感到惊恐。他们开始武装自卫。第三等级各阶层都参加了。人群开始在军火库和公共建筑物中寻找武器。7月14日，他们来到巴士底狱，这是中世纪为了威慑城市而建造的坚固堡垒，同英国的伦敦塔是一样的。巴士底狱过去曾用作关押有足够势力逃避普通监狱的那些人，在太平时期它被认为是无害的建筑，事实上，几年前已经议论要将它拆毁，改造成为一座公共游艺场。当时，在到处发生骚乱的情况下，驻扎在那里的司令官已把大炮架在斜面墙内。人群要求他移开大炮，并要他供应武器，但遭到拒绝。有几根木头燃烧起来，遂加深了一连串的误会，群众变成为暴民，开始攻打要塞，他们在少数训练有素的士兵和五门大炮的协助下，劝说司令官投降。暴民中有九十八人死亡，他们蜂拥而进，并残酷地杀死了六名警卫队士兵。那位司令官在被护送去市政厅的路上遇害。另外几个官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头颅被割下穿在长枪尖上，在城里到处展示。当这些事情发生时，驻扎在巴黎郊区的正规部队却按兵不动，他们的忠诚已成问题，当局又无论如何不习惯向市民开火。

占领巴士底狱虽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但却具有拯救凡尔赛议会的作用。手足无措的国王接受了巴黎的新局面。他承认在那里组成的公民委员会为新市政府。国王遣走召来的军队，并命令一些执拗不服的贵族和教士参加国民议会。在巴黎和其他城市都建立起维持秩序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即国民自卫军。国民议会任命“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统帅巴黎自卫军。他把波旁家族的白色和巴黎城徽的红、蓝色结合成帽徽的颜色。法兰西三色--革命的象征，就是这样来源于旧和新的结合。

在农村地区，事态每况愈下。在1789年大恐慌年代，模糊的不安全感已变为惊慌失措，随着旅行者、邮差等人的到来，在7月晚些时候，大恐慌蔓延整个农村地区。“土匪来了”的谣言到处流传，武装保护自己家园和庄稼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彼此互相影响情绪。他们不时把注意力集中于采邑主的住宅上，有时烧毁采邑主的房屋，有时则只是破坏记录各种封建义务的采邑档案。大恐慌成为一场农民总起义的组成部分，在起义中农民远非出于无法控制的惊慌所产生的动机，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打算用武力破坏采邑制度。

（摘自《现代世界史》 作者:R.R.帕尔默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