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旻宁在位30年，终年65岁，在清朝诸帝中可以算得上享年较久、寿命较高的一位了。纵观道光帝的一生，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恪守祖宗成宪，另一个是崇尚节俭。然而，他营建自己的陵寝，前后竟用了15年之久，占了他在位时间的一半，在清帝中建陵用时最长；他的陵寝东建西迁，两建一拆在清帝中耗银最多。在建陵一事上暴露出了他的虚伪和犹柔寡断的性格特点。

不遵祖训，劳民伤财

道光皇帝从即位那一天起，就不厌其烦的反复表白自己处处“敬天法祖”、“恪守成宪”。他说:“规模制度、典册具存，朕何敢更易？一守成宪，犹恐不及，何好恶之有？（1）”他还说:“朕办理庶务，咸遵旧制。”（2）祖宗成宪成了他处理国家大事的基础和准绳，然而他在为自己卜择吉壤、营建陵寝一事上与他的表白大相径庭，显得十分虚伪。

清入关后不久，就把河北遵化昌瑞山一带划为皇家陵园，第一帝顺治和第二帝康熙先后葬在了那里。第三帝雍正改弦易辙，把他的陵寝建在了易县泰宁山下，从此出现了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园，这就为以后的清帝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以后陵寝应建在东陵，还是建在西陵？首先遇到这个难题的是第四帝乾隆。他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想出了一个兼顾东西两陵园关系的方法，他说:“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乾隆元年（1736年），朕诏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即建在东陵界内之胜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该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远庞鴻，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 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3）我们把乾隆帝的这一方法简称为“昭穆相建”。乾隆帝唯恐他的后代子孙不按他的办法行事，此敕旨发出后两个月，他再一次重申了他的这一旨意:“前经降旨嗣后万年吉地当各依昭穆次序在东西陵界内分建，不必另卜他处。……遵化、易州两处山川灵秀宽广，其中吉地甚多。我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断不必另择他处，有防民业！”（4）真可谓千叮咛，万嘱咐，苦口婆心，用心良苦。乾隆帝为了推行他的这一方法，不仅率先垂范，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了东陵，而且还在西陵为自己的儿子嘉庆皇帝确定了万年吉地。

乾隆皇提出的“昭穆相建”确实是一个均衡东、西陵关系的良策，如果他的后代子孙能恪遵此旨，昭穆建陵，世世勿替，会省去无穷的麻烦。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道光皇帝是乾隆的孙子，39岁即位，就开始操办自己的百年后事，他明明知道皇祖有“昭穆相建”的谕旨，自己应在东陵择吉建陵，他却没有这样办，执意想在京西的王佐村营建陵寝。（5）道光帝为什么想把自己的陵寝建在王佐村呢？原来那里埋葬着与他共同生活了13年之久的结发之妻——孝穆皇后。道光帝想把王佐村的孝穆皇后的墓地改建成皇帝陵。他即位后就派大学士戴均元、户部尚书英和等人前往王佐村相度。道光帝这一公开违背祖训的做法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大臣们一致要求道光帝“式遵祖训仍于胜水峪附近地方钦派大臣率同通晓堪舆之人敬谨选择，以昭慎重”。（6）大臣们并以“王佐村福地随龙水道既不合水法，又因碍于畚筑不能添建宝城，亦于体制未符”为理由，奉劝道光帝放弃在王佐村建陵的想法，道光帝见群臣意见名正言顺，句句在理，自觉心虚理亏，于是被迫改口说:“万年吉地仍按昭穆相建，所议甚是。皇祖高宗纯皇帝垂训，我朝景运庞鸿，继继承承，吉地依昭穆次序东西递建，洵为万世良法。朕自应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选建万年吉地。”（7）经戴均元、穆克登额等人详加相度，并经道光帝的钦定，最后万年吉地确定在东陵界内的宝华峪，并于道光元年（1821年）十月十八日卯时开工。（8）宝华峪陵寝历经六个寒暑，于道光七年（1827年）秋全工告竣，同年九月将孝穆皇后葬入宝华峪陵寝地宫。

道光帝建陵一事按说至此可以暂告一段，就等道光帝百年之后了。始料不及的是，陵寝建成第二年，即道光八年（1828年），地宫里出现了渗水，因未设龙须沟，渗水滞留地宫，浸湿了孝穆皇后的棺椁。道光帝极为震怒，严惩了办工大臣。陵寝依山而建，地宫又深在地下，地宫里出现渗水并不奇怪。裕陵完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当年地宫里就出现了渗水。乾隆帝经过反复思考，找到了渗水原因，于是将地宫“铺成一层，费无数工作，使得坚固。”（9）宝华峪地宫完全可以以裕陵为例，修补地宫。退一步讲，即使重建地宫，或在东陵界内另卜陵址，也要比搬到数百里之遥的西陵重建要节省得多，同时还不违背昭穆相建的祖训。当时确有一些有见识的大臣，提出就地修理地宫，或在东陵另卜陵址的建议。如署热河都统松筠就建议在“孝陵之右、裕陵东北一带，可否令精于堪舆之人详加履堪。”（10）道光帝却批道:“朕自有主见，徐为之。”（11）实际上是不想采纳。

宝华峪地宫出现渗水以后，道光帝以此为理由，废弃了刚刚建成一年的陵寝，派出了许多心腹重臣在遵化东陵及京畿一带重新相度万年吉地。经过3年的卜择，最后选中了西陵界内的龙泉峪，并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一月兴工，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成。

自道光帝把陵寝从东陵搬走后，清东陵界内又先后建起了2座皇帝陵、2座皇后陵和2座妃园寝。既然东陵还有如此之多的风水宝地，道光帝为什么不在东陵择建？乾隆帝一再告诚他的子孙断不可另择他处建陵，有防民业。可道光帝仍派多人赴丰润、平谷、房山、蓟州一带相度陵址。道光帝明明知道有“昭穆相建”的祖训，自己应该在东陵择吉，可他却非要搬到西陵重建不可。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恪守成宪”的“模范”皇帝有如此勇气去破坏祖训家法呢？道光皇帝在他的两首诗中泄露了天机，他在诗中说:“东望珠阜瞻依近，罔极恩慈慕萦。”“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陵区.”

他在诗的注释中说:“皇考仁宗睿皇帝、皇妣孝淑睿皇后奉安昌陵，山川王气，毓瑞钟祥。兹龙泉峪在昌陵之西，相去八里许，五云在望，一脉相承，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也。”（12）简言之，就是龙泉峪紧靠昌陵，可以长倚父母膝下，达到他“子随父葬”的夙愿。在建陵一事上，道光帝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他并不知悔。

他在前面提到的御制诗中说:“毋谓重劳宜改卜，龙泉想是待于吾”，意思是说不要认为他的陵寝由东陵改建到西陵是劳民伤财，龙泉峪是上帝赐给他的，这是天意，因而是合情合理的。可见道光帝平日反复表白的“恪遵成宪”、“节俭”、“爱惜民力”完全是假的。